九、慈湖纪先训内一条云：近世有以小道与其门人讲习，学者宗仰，语録流行，人服其笃行，遂信其说。其说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遗患颇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盖慈湖尝与学者讲“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说，因议及伊川，又回护数语，云：程之笃行，亦岂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讲学不得不辨明耳。家庭议论，如出一口，决非偶然之故。得无以其所觉者为极致，遂敢于自大邪！夫以大舜之圣，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无他，惟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而已。凡伊川与其门人之所讲习，无非人伦、庶物之理，千万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万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为小道哉！若谓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则伏羲既画八卦，又重为六十四卦，文王系卦，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许多文字，何其不惮烦也？安知千条万绪，无非太极之实体，茍能灼见其精微之妙，虽毫分缕析，自不害其为一。伊川所作易传，盖深得四圣之心者也，顾可以小道目之邪！必如其言，则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黄面瞿昙独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谁！
一〇、千圣相传，只是一理。尧舜禹汤所执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颜子之所谓“卓尔”，子思之所谓“上下察”，孟子之所谓“跃如”，皆是物也。上圣大贒，惟其见之真，是以执之固，而行之尽。其次则“博文约礼”，吾夫子有明训矣。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者可见，既有见矣，必从而固守之，然后应酬之际，无或差谬。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襌家所见，只是一片虚空旷荡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与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识其至精至微之状为何如，而顾以理为障。故朱子谓“襌家最怕人说这理字”，诚切中其病矣。
慈湖训语有云：近世学者，沉溺乎义理之意说，胷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则豁然无所凭依，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圣人胷中，初无如许意度。其怕这理字也，不亦甚乎！圣人胷中固自清明莹澈，然于中则曰“允执”，于矩则曰“不踰”，岂是漠然荡无主宰，而凡视听言动、喜怒哀乐，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灭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个理字不讲，更讲何事？若见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洒落，又何有于安排布置之劳！为此言者，适以自状其不知理焉尔。
一一、慈湖遗书不知何人所编，初止十八卷，有目录可考，皆自诸稿中选出。续集二卷，又不知出自何人。自十八卷观之，类皆出入经传，不杂以佛氏一语，有以知编者之虑至深，吾虽目为襌学，人或未必尽悟。及观至续集，则辞证具备，亦其势终有不可得而隐者，如炳讲师求训、奠冯氏妺词二首，己自分明招认，尚何说哉！程子尝论及佛氏，以谓“昔之惑人也，乗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髙明。”若慈湖者，天资亦不为不髙矣，乃终身为禅学所误。今其书忽传于世，有识之士固能灼见其非，亦何庸多辨？惟是区区过虑，自有所不能已尔。
一二、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体言之，浑然无间之谓仁，截然有止之谓义。自体道者言之，心与理一之谓仁，事与理一之谓义。心与理一，则该贯动静，斯浑然矣。事与理一，则动中有静，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浑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与理一之形也。心与理初未尝不一也，有以间之则二矣。然则何修何为，而能复其本体之一邪？曰敬。
一三、虞书之所谓“道心”，即乐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决不可作已发看，若认道心为已发，则将何者以为大本乎？愚于此，所以不能无少异于朱子者，前已有说。平生所见，此为至先。比年反复穷究，益信此论之不容易也。
一四、“允执厥中”之“中”，先儒専以无过不及言，似乎未尽。窃详其义，当与“中庸”之“中”同，体用兼举而无遗，斯为圣道之大全也。仲虺之诰有云：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其言亦兼体用，可见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一五、“舎已从人”，非见得道理透彻，安能及此？人所以固执己见，善言更不能入者，只是见不到。复有一种性资轻快，闻言便转，然未必皆当，亦是无定见也。夫所谓“舎已从人”者，岂茍然哉！从其至当而已矣。
一六、舜命禹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禹岂面从后言者邪？益之告舜，则以“违道从欲”为戒，禹则以“慢游、傲虐”为戒，皋陶则以“丛脞”为戒，舜亦曷尝有此数者之失邪？盖其君臣相与至诚恳切，惟欲各尽其道而无毫髪之歉，故常致谨于未然之防。读书者能识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一七、“善无常主，恊于克一”，时中之谓也。
一八、秦誓一篇，有可为后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书之终。悔过迁善，知所以修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状，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徃，帝王之治其殆庶几乎！
一九、鹿鸣之诗，虽云上下通用，要非贤人君子，不足以当之。今以鹿鸣名宴，以宾礼初升之士，待之不为不厚矣。听其歌，饮其酒，能无感动于其心乎？然而“周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视民不恌”，则非声音笑貎之所能为矣。不如是，将何以答主人之盛礼，而称其为嘉宾也邪！
二〇、乐记所举“欲”与“好恶”，大学所举“亲爱、贱恶、畏敬、哀矜”，中庸所举“喜怒哀乐”，孟子所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是人情，但名言之不同耳。凡情之发，皆根于性，其所以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中节与不中节，辟与不辟而已。乐记大学中庸三说，足以互相发明。孟子道性善，故所举四端，主意只在善之一邉，其说终是不备。但以大学证之，亦可见矣。哀矜犹恻隐也，贱恶犹羞恶也，畏敬犹恭敬也，如发而皆当，又何辟之可言哉！此可见人心之危矣。危字着在中间，操持向上，则极于中庸所谓“天地位，万物育”，放纵趋下，则如乐记所谓“大乱之道”，固理势之所必至也。
二一、汉髙帝纪云：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徃视，则见交龙于上。夫人梦中所遇，从未闻在他人有见之者。史迁所记，殊费分疏。若太公所见者诚然，则媪决非梦。媪诚梦，则太公之所见者妄矣。
二二、汉武帝表章六经，而黄老之说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终帝之世，未见其能有行，岂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关雎麟趾之化尔。善乎，汲黯之言曰：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致唐虞之治乎！黯之学术不可知，然观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达为治之本。
二三、唐之祸乱本于李林甫，宋之祸乱本于王介甫。林甫之祸唐，本于心术不端；介甫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
二四、图治当先定规模，乃有持循积累之地。规模大则大成，规模小则小成，未有规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间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徳二三，则规模不定；用人二三，则规模不定。茍无其病，于致治乎何有！
二〇、久任自是良法。陆宣公明于治体，乃不甚以为然，盖欲以救徳宗之偏，庶广登延之路，以济一时之用，且于惇大之化或有小补焉，尔议法者未可执为定论。正徳间，愚尝建白此事，而并及超迁之说，大意以为，超迁之法与乆任之法相为流通，超于前自可责其后之久，超于后固无负其前之淹。此盖区区素见，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寝。
二六、取士之法，宜有变通。士行修，然后民徳归厚。治安之本，无切于此。
二七、孟子之学，亦自明而诚，知言养气是也。自明而诚者，未必便造其极，理须善养，“尽心知性”一章即是此义。然其告公孙丑，不曰：善养吾“性”，而曰“气”者，因告子“勿求于气”而言，以见其所以异也。程子尝言“学者须先识仁”一叚说话，皆与孟子相合，但以存字该养字尔。吾儒之学，舎此更无是处。然异学亦有假之以文其说者，不可不明辨之。
二八、凡圣贒言语，须是看得浃洽，义理方尽。若执定一处将来硬说，其它说不通处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个偏见，何由得到尽心地位邪？近世学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语，便要硬说心即是仁，独不思“以仁存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言亦出于孟子，又将何说以通之邪？孔子之称颜渊，亦曰“其心三月不违仁”，仁之与心，固当有辨。须于此见得端的，方可谓之识仁。
二九、程子曰：以吾观于儒释，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谓毫厘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混然无别矣，安得同！
三〇、天地、鬼神、阴阳、刚柔、仁义，虽毎毎并言，其实天该乎地，神该乎鬼，阳该乎阴，刚该乎柔，仁该乎义。明乎此说，其于道也，思过半矣。
三一、义理愈穷究，愈见细宻。到得愈细宻处，愈难为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体。故有志于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増可减，可移可换，吾未敢以为知言也。
三二、佛氏之学，不知人物之所自来，断不足以经世。儒而佛者，自以为有得矣，至于经理世务，若非依傍吾圣人道理，即一歩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谓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尔。内外本末，既不免分为两截，犹譊譊然动以“一贯”借口，吾圣人所谓“一以贯之”者，果如是乎！
三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盖以舜自期也。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本原之地，同一无累，如此，则颜之进于舜也，其孰能御之！孟子曰：人能无以饥渇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此希圣希贒之第一义也。
山林日长，别无所事，札记之续，时复有之，然亦简矣。偶阅慈湖遗书，不觉又有许多言语。夫学之不讲，圣人以为忧。余言虽多，凡以讲明此学，非好辨也，于初学之士，或者未为无益。乃删取近年所记而并刻之，盖其言间有互相发明者尔。记凡再续，故其卷亦分为上下云。嘉靖癸巳夏五月戊申整庵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