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疴漫笔》曰：象山县有村民患水肿者，以为鬼祸，讯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车前草和研为膏，作大饼，覆脐上，水从便出，数日遂愈。
《儒门事亲》曰：南乡张子明之母极肥，偶得水肿，四肢不举，戴人令上涌汗而下泄之，去水三四（豆斗）。初下药时，以草贮布囊，高支两足而卧。其药之行自腰以上水觉下行，自足以上水觉上行，水行之状，如蛇走隧，如线牵，四肢森然凉寒，会于脐下而出。不旬日间，病大减。余邪未尽，戴人更欲用药，竟不能从其言。
戴人见一男子目下肿如卧蚕状，戴人曰：目之下阴也，水亦阴也。肾为水之主，其肿至于目下故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时，劳汗遇风，风入皮腠，得寒则闭，风不能出，与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则死。
李七老病涌水证，面黄而喘，两足皆肿，按之陷而复起，行则濯濯有声，常欲饮水，不能睡卧。戴人令上涌去痰而汗之，次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以益肾散复下之，以分阴阳利水道之剂复下之，水尽皆瘥。
霍秀才之子十二岁，睾丸一旁肿如槌，戴人见之曰：此因惊恐得之。惊之为病，上行则为呕血，下则伤肾而为水肿。以琥珀通经散，一泻而消散。
张小一初病疥，爬搔而成肿，喘不能食，戴人断为风水。水得风而暴肿，故遍身皆肿。先令浴之，乘腠理开发，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剂，加全蝎一枚吐之。节次用药末至三钱许，出痰约数升，汗随涌出，肿去八九分。隔一日，临卧，向一更来，又下神佑丸七十余粒，三次咽之，至夜半，夕动一行；又续下水，煮桃红丸六十丸，以麝香汤下，又利三四行。后二三日，再以舟车丸、通经散及白朮散以调之，愈。
曹典吏妻，产后忧恚抱气，浑身肿，绕阴器皆肿，大小便如常，其脉浮而大，此风水肿也。先以虀水撩其痰，以火助之发汗；次以舟车丸、浚川散泻数行。后四五日，方用苦剂涌讫，用舟车丸、通经散过十余行。又六日，舟车、浚川复下之。末后用水煮桃红丸四十余丸，不一月如故。前后涌者二，泻凡四，通约百余行。当时议者以为倒布袋法耳，病再来，则必死。世俗只见尘中货药者，用银粉、巴豆塌肿者，暂去复来，必死，以为惊俗。岂知此法乃《内经》治郁之元法，盖此药皆小毒之药，岂有反害者哉？但愈后忌慎房室等事。况风水不同，以水无复来之理。
蹙踘张承应年几五十，腹如孕妇，面黄食减，欲作水气。或令服黄芪建中汤及温补之剂，小溲涸闭，从戴人疗焉。戴人曰：建中汤攻表之药也。古方用之攻里，已误也；今更以此取积，两重误也。先以涌剂吐之，置火于其旁大汗之，次与猪肾散四钱，以舟车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困。续下两次，约三十余行，腹平软，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闻人言泻五六缶，人岂能任？及闻张承应，渠云：诚然。乃知养生与攻疴，本自不同。今人以补剂疗病，宜乎不效。
肃令腹满，面足皆肿，痰黄而喘急，食减，三年之间，医者皆尽而不验。戴人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三五升；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青黄涎沫缶平；更以桂苓白朮散、五苓散调之，半月复旧矣。
《卫生宝鉴》曰：范郎中夫人，因劳役饮食失节，加之忧思气结，病心腹胀满，旦食则呕，暮不能食，两胁刺痛，脉弦而细。《针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乱于胸中，是以大悗。《内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此阴阳返作，病之逆从也。至夜浊阴之气当降而不降，（月真）胀尤甚。又云：脏寒生满病。大抵阳主运化精微，聚而不散，故为胀满。先灸中脘穴，乃胃之募，引胃中生发之气上行；次以木香顺气散而愈。
《医学正传》曰：余族兄素能饮酒，年五十，得肿胀病，通身水肿，腹胀尤甚，小便濇而不利，大便滑泄。召余治，余曰：若戒酒色盐酱，此病可保无危，不然去生渐远。兄曰：自今日戒起。余以丹溪之法而以参、朮为君，加利水道、制肝木、清肺金等药十贴，而小水长大，便实，肿退而安。又半月，有二从弟平日乃同饮酒者，曰：天民弟素不饮酒，山中之鹿耳。我与兄水中之鱼也，鹿可无水，鱼亦可无水乎？三人遂痛饮沉醉而止。次日病作，甚于前，复来求治。余曰：不可为矣！一月而逝。
《薛己医案》曰：大尹刘天锡内有湿热，大便滑利，小便濇滞，服淡渗之剂，愈加滴沥，小腹腿膝皆肿，两眼胀痛。此肾虚，热在下焦。淡渗导损阳气，阴无以化，遂用地黄滋肾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补中益气加麦门冬、五味子，兼服而愈。
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胀，饮食少思，服二陈、枳实之类，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痰腹胀。用淡渗破气之剂，手足俱冷。此足三阴虚寒之证也。用金匮肾气丸，不月而康。
州同刘禹功素不慎起居七情，以致饮食不甘，胸膈不利，用消导顺气，肚腹痞闷，吐痰气逆，用化痰降火；食少泄泻，小腹作胀，用分利降火；小便濇滞，气喘痰涌，服清气化痰丸。小便愈滞，大便愈泻，肚腹胀大，肚脐突出，不能寝卧，六脉微细，左寸虚甚，右寸短促，此命门火衰脾肾虚寒之危候也。先用金匮加减肾气丸料，内桂附各一钱五分，二剂，下瘀秽甚多；又以补中益气，送二神丸二剂，诸证悉退五六；又用前药数剂，并附子之类，贴腰脐及涌泉穴，脉渐复而安。后因怒复闷，惑于人言，服沉香化气丸，大便下血诸证悉至。余曰：此阴络伤也。辞不治，果殁。
一富商饮食起居失宜，大便干结，常服润肠等丸，后胸膈不利，饮食不甘，口干体倦，发热吐痰。服二陈、黄连之类，前证益甚，小便滴沥，大便泄泻，腹胀少食；服五苓瞿麦之类，小便不通，体肿喘嗽；用金匮肾气丸、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儒者失于调养，饮食难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气消导药，咳嗽喘促；服行气化痰药，肚腹渐胀；服行气分利药，睡卧不能，两足浮肿，小便不利，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两寸皆短。此脾肾亏损，朝用补中益气汤加姜附，夕用金匮肾气汤加补骨脂、肉果各数剂，诸证渐愈；再佐以八味丸，两月乃能步履；却服补中、八味，半载而康。
一男子素不善调摄，唾痰口干，饮食不美，服化痰行气药，胸满腹膨，痰涎愈甚；服导痰理脾之剂，肚腹膨胀，二便不利；服分气利水之剂，腹大胁痛，睡卧不得；服破血消导之剂，两足皆肿，脉浮大，不及于寸口。朝用金匮加减肾气丸，夕用补中益气汤，煎送前丸，月余诸证渐退，饮食渐进；再用八味丸、补中汤，月余自能转侧，又两月而能步履；却服十全大补汤、还少丹，又半载而康。后稍失调理，其腹仍胀，服前药即愈。
一男子患前证，余为壮火补土，渐愈。彼欲速效，服攻积之剂，下血甚多。余诊之曰：此阴络伤，故血内溢，非所宜也。后果殁。
大方妻赵氏忽撄痰热，治者多以寒凉，偶得小愈。三四年余，屡进屡退，于是元气消烁。庚子夏，遍身浮肿，手足麻冷，日夜咳嗽，烦躁引饮，小水不利，大肉尽去，势将危殆。余诊之，脉洪大而无伦，按之如无，此虚热无火，法当益火之源，以生脾土。与金匮肾气丸料服之，顿觉小水溃决如泉，俾日脤前丸，及大补之药二十余剂而愈。三四年间，平康无恙。甲辰仲春，悲哀动中，前证复作，体如焚燎，口肉尽腐，胸腹肿满，食不下咽者四日，束手待毙。复投以八味丸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耆、归、朮，未竟夕而胸次渐舒，陡然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后日用前二丸间服，逾月而起。至秋初复患痢，又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耆、归、朮、黄连、吴萸、木香，痢遂止，但觉后重。又用补中益气加木香、黄连、吴萸、五味，数剂而全愈。
《医宗必读》曰：太学何宗鲁夏月好饮水。一日，大宗师发放，自早起候至未申，为炎威所逼，饮水计十余碗，归寓便胀闷不能食。越旬日腹如抱瓮，气高而喘，求治于余。余曰：皮薄而光，水停不化也。且六脉坚实，其病暴成，法当利之。遂以舟车丸每服三钱，香薷汤送，再剂而二便涌决如泉；复进一钱五分，腹减如故；用六君子十贴即愈。
徽州方太和，大怒之后，复大醉，至明日目下如卧蚕，居七日而肢体皆肿，不能转侧，二便不通，烦闷欲绝。余诊之，脉沉且坚，当逐其水，用疏凿饮子一服而二便快，再服而四肢宽；更以五皮饮服三日，随愈。
武林文学钱赏之酒色无度，秋初腹胀，冬杪遍体肿，脐急突，背平，在法不治。迎余治之，举家叩首，求救哀迫。余曰：我非有起死金丹，但当尽心力而图之耳。即用金匮肾气丸料，大剂煎服，兼进理中汤，服五日无效。余欲辞归矣，其家曰：自知必死，但活一日，则求一日之药，即使不起，安敢归咎乎？勉用人参一两，生附子三钱，牛膝、茯苓各五钱，三日之间，小便解下，约有四十余碗，腹有绉纹，举家拜曰：皆再造之恩也！约服人参四斤，附子一斤，姜、桂各一斤余，半载而瘥。
都宪李来吴积劳多郁，肢体胀满，以自知医，辄用胃苓汤加枳壳。三月以来，转加痞闷。余诊其脉沉濇而软，视其色黄白而枯，此虚证也，宜大温大补。始犹不信，争之甚力，仅用参二钱，稍觉宽舒。欲加桂附，执不肯从。余曰：证坐虚寒，喜行攻伐，己见既坚，良言不纳，虽有扁仓，岂能救耶？越两月果殁。
锦衣太傅徐淡宁禀畀素壮，病余肥甘过度，腹胀气粗。余诊之，脉盛而滑，按之不甚虚，宜以利气之剂，少佐参朮。惑于多岐之说，旦暮更医。余复诊曰：即畏参不用，攻击之剂决不可投也。后与他医商之，仍用理脾疏气之剂而安。
光禄卿吴伯玉夫人患腹满而痛，喘急异常，大便不通，饮食不进。医者用理气利水之剂，二十日不效。余诊之，脉大而数，右尺为甚，令人按腹，手不可近。余曰：此大肠痈也，脉数为脓已成。用黄芪、皂刺、白芷之类，加葵根一两，煎一碗顿服之，未申痛甚，至夜半而脓血大下，昏运不支。即与独参汤，稍安；更与十全大补，一月而愈。
《寓意草》曰：郭台尹年来似有劳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识病之所存也。闻仆治病，先议后药，姑请诊焉。见其精神言动，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黄，有蟹爪纹路，而得五虚脉应之。因窃疑而诘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秘乎？胸紧乎，胁胀乎？腹疼乎？渠曰：种种皆然，此何病也？曰：外证尚未显然，内形已具，将来血蛊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与脉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于身也，荣华先见于面。今色黯不华，既无旧恙，又非新疴，其所以憔悴不荣者，何在？且壮盛之年而脉见细损，宜一损皮毛，二损肌肉，三损筋骨，不起于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断为血蛊。腹虽未大而腹大之情状已着，如瓜瓠然，其日趋于长也易易耳。明哲可不见机于早耶？曰：血蛊乃妇人之病，男子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东方沿海一带，比他处更多。医不识所由来，漫用治气治水之法尝试，夭枉不可胜计，总缘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东海擅鱼盐之饶，鱼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热中，盐者咸苦之味，其性偏于走血。血为阴象，初与热合，不觉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气，亦积渐而化为热矣。气热则结，而血始不流矣。于是气居血中，血裹气外，一似妇女受孕者然。至弥月时，腹如抱瓮矣。但孕系于胞中，如熟果自落；蛊蟠于腹内，如附赘难疗，又不可同语也。究而论之，岂但东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姜桂糈成热中者，除痈疽消渴等证，不尝见外，至胀满一证，人人无不有之。但微则旋胀旋消，甚则胀久不消而成蛊耳。倘能见微知着，宁至相寻于覆辙耶？要知人之有身，执中央以运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身，尚有精华发见于色脉间乎？此所以脉细皮寒，少食多汗，尫羸之状，不一而足也。余言当不谬，请自揆之！月余病成，竟不能用，半载而逝。
何茂倩令爱病单腹胀，乃脾虚将绝之候也。盖从来肿病，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肿，则为难治。此其间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盖传世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伤耗元气，亏损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药，纵取效于一时，倘至复肿，则更无法可疗，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肿者，五脏六腑各有见证，故泻肝、泻肺、泻膀胱、泻大小肠之药，间有取效之时。而单单腹肿，则中州之地久窒其四运之轴，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结聚，牢不可破，实因脾气之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肿病之可泻者，但可施之西北壮盛及田野农夫之流，岂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设谓肿病为大满大实，必从乎泻，则病后肿与产后肿，将亦泻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载肿病五不治，唇黑伤肝，缺盆平伤心，脐出伤脾，背平伤肺，足底平满伤肾，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为不可治之证而设，后人不察，概从攻泻者何耶？惟理脾一法，虽五脏见不治之证，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张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劫除百病，后人有谓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乃麻征君文之者，诚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补剂疗病，宜乎不效者，此则过信刘张之学而不顾元气之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夺之药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后攻之不消矣，其后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见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气，转与此身为难者，实有如驱良民为寇之比，所谓赤子盗兵弄于潢池，亶其然哉！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也；则有招纳一法，升举阳气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俱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无余蕴矣。
圣符病单腹胀，腹大如箕，紧硬如石，胃中时生酸水，吞吐皆然，经年罔效，盖由医辈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起，与病成而变之理增其势耳。昨见云间老医，煎方庞杂，全无取义，惟肾气丸一方，犹是前人已试之法。但此病用之，譬适燕而南其指也。夫肾气丸为肿胀之圣药者，以能收摄肾气，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昼夜六七行，沟渠顺导，水无泛滥之虞也。且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耳，今酸味皆从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胀为食积，用《局方》峻攻，尤属可骇，仆不得不疏明其旨。夫圣符之疾，起于脾气不宣，郁而成火。使当时用火郁发之之法，升阳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郁愈湮，渐至胀满，则身中之气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变矣。证似无火，全以火为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胀，如槟榔、厚朴、莱菔子之类，皆能耗气助火，于是病转入胃，日渐一日，煎熬津液，变成酸汁，胃口有如酢瓮，胃中之热有如曲糵，俟谷饮一入，顷刻酿成酢味矣。有时新谷方咽，旧谷即为迸出，若互换者，缘新谷芳甘未变，胃爱而受之，其酸腐之余，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真之气，全在胃口，今暗从火化，津液升腾屑越，已非细故。况土曰稼穑，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来侮土，至春月木旺时，必为难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胀不治其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胀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其势何有极耶？试言其概。治火无过虚补实泻两法。内郁虽宜从补，然甘温除热泻火之法，施于作酸日，其酸转增，用必无功，故驱其酸而返其甘，惟有用刚药一法。刚药者气味俱雄之药，能变胃而不受胃变者也，参伍以协其平，但可用刚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刚。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刚也。于六味作酸药中，入二味止酸药，当乎不当乎？刚中之柔，如连理汤丸是也。刚非过刚，更有柔以济其刚，可收去酸之绩矣。酸去而后治胀，破竹之势已成，迎刃可解，锢疾顿蠲，脾君复辟，保合太和，长有天命矣。孰谓用药者，后先铢两，间可无审乎？
《景岳全书》曰：肿胀之治，凡脾肾虚证，如前论所列，薛氏肾气汤者诚然矣。然用之之法，犹当因此廓充，不宜执也。向余尝治一陶姓之友，年逾四旬，因患伤寒，为医误治，危在呼吸。乃以大剂参、附、熟地之类，幸得挽回。愈后喜饮，未及两月，忽病足股尽肿，胀及于腹，按之如鼓，坚而且硬。因其前次之病，中气本伤，近日之病，又因酒湿，度非加减肾气汤不可，遂连进数服，虽无所碍，然终不见效。人皆料其必不可治，余熟计其前后病因，本属脾肾大虚，而今兼以渗利，未免减去补力，亦与实漏 者何异？元气不能复，病必不能退，遂悉去利水等药，而专用参附理阴煎，仍加白朮大剂与之，三剂而足胫渐消，二十余剂而腹胀尽退。人皆曰：此证本无生理，以此之胀而以此之治，何其见之神也！自后凡治全虚者，悉用此法，无一不效。可见妙法之中，更有妙焉，顾在用者之何如耳。
一姻家子年力正壮，素日饮酒亦多，失饥伤饱，一日偶因饭后，胁肋大痛，自服行气化滞等药，复用吐法尽出饮食，吐后逆气上升，胁痛虽止而上壅胸膈，胀痛更甚，且加呕吐。余用行滞破气等药，呕痛渐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结聚一块，胀实拒按，脐腹隔闭，不能下达，每于戌亥子丑之时，则胀不可当。因其呕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黄、芒硝、棱、莪、巴豆等药，及萝卜子、（石卜）硝、大蒜、橘叶捣罨等法，无所不尽，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胀。因疑为脾气受伤，用补尤觉不便。汤水不入口者，凡二十余日。无计可施，窘剧待毙，只得用手揉按其处。彼云肋下一点，按着则痛连胸腹。及细为揣摸，则正在章门穴也。章门为脾之募，为脏之会，且乳下肋间，正属虚里大络，乃胃气所出之道路，而气实通于章门。余因悟其日轻夜重，本非有形之积，而按此连彼，则病在气分无疑也。但用汤药以治气病，本非不善，然经火则气散而力有不及矣。乃制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兼用艾火灸章门十四壮，以逐散其结滞之胃气。不三日胀果渐平，食乃渐进，始得保全。此其证治俱奇，诚所难测。本年春间一邻人陡病痛胀隔食，全与此同，群医极尽攻击，竟以致毙，是真不得其法耳。故录此以为后人之式。
孙一奎曰：余在吴下时，有吴生讳震者，博雅士也。一日偶谈及鼓胀，乃诘余曰：鼓有虫否乎？余卒不敢应，俯思久之，对曰：或有之。《本事方》云：脐腹四肢悉肿者为水，只腹胀而四肢不肿者为蛊。注曰：蛊即鼓胀也。由是参之，古人曾以蛊鼓同名矣。且蛊以三虫为首，岂无旨哉！愚谓鼓胀即今云气虚中满是也。以其外坚中空，有似于鼓，故以名之。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既久，理或有之。吴生曰：子诚敏也！余堂嫂病鼓三载，腹大如箕，时或胀痛，四肢瘦削，三吴名剂，历尝不瘳。吴俗，死者多用火葬，烧至腹忽向声如炮，人皆骇然，乃见虫从腹中爆出，高二三丈许，烧所之天为昏，俄而坠地，细视之皆蛔也，不下千万数，大者长尺余。虫腹中复生小虫，多者十五六条，或十数条，或五六条。虫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令人胀而死哉？惜乎诸书未有言及者！予闻之，恍然如梦始觉。然犹未亲睹其异也。岁万历癸巳，至淮阴，有王乡宦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后腹胀大，按之有块，形如瓜，四肢瘦削，发热昼夜不退，已年半矣。医惟以退热消胀之剂投之，其胀愈甚，其热愈炽，喉中两耳俱疮。余诊视之，脉滑数，望其唇则红，其腹则痛，又多嗜肥甘。余思诸凡腹痛者，唇色必淡，不嗜饮食，今其若此，得非虫乎？遂投以阿魏积块丸，服之果下虫数十，大者一红一黑，长尺余，虫身红线，自首贯尾，虫腹中复有虫，大者数条，小者亦三四条。虫下则热渐减，胀渐消，三下而愈。益信前闻之不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