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贵贱，陈卑高。今衣冠一体，贵贱不分，服色混殽，尊卑无别。如绣金龙凤，帝服也，而百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钿，后饰也，而闾阎下贱皆能效之。若驺从厮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以乘肥衣轻。虽德行道艺缾无储粟者，亦甘于徒步敝缊。如主奴同出，先与后之分耳，或联行并辔，不辨谁主谁奴；官吏杂处，坐与立之殊耳，或闲居促席，不知孰官孰吏。上下无差，冠履倒置，此风甚为不美。宜以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于分限，贫富不得而僭踰，此可以厚俗之六也。
凡此数者，皆时政之急先务，邦国基本，实系于斯，顾在朝廷力行何如耳。德风所加，靡如草偃，令行禁止，谁敢不从？所谓道以政，齐以刑，民知远罪而未至囗，革心化行，俗变之余；所谓道以德，齐以礼，民日迁善而不自知。风俗既淳，人心自固。各遵德义，视法如雠，欲挽回唐虞三代之风不难矣。
一、备荒
凶年饥岁，古不能免，每每乱亡，由此召之。是以牧民之官，常切究心备荒之策，至甚详密。古者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余一年食，九年耕余三年食，故尧有九年水，汤有七年旱，天下不至于乱，民生不至于乏者，以备之有素也。
国家混一以来，年谷屡登，民无菜色。间有不稔，未见深害。所以上下偷安，不为经久之思。万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饥馑相因，骨肉不保，户口星散，盗贼云起，将何策以救之？今民间一年耕仅了一年食，虽有余粮，亦不爱惜。如近年河南小荒，江淮一水，便已荡析流离，无所依归。今山东八路被阙食，朝廷拨降钞三万锭，委官计户见数，大口二斗，小口一斗。赈济两月，续据报到阙食户四十六万四百余户，大小口一百九十万四千有零，该米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石，折支钞三十三万四千八百余锭，亦可谓善政矣。
然民生不可一日无食，七日不食则死，安能忍饥以需赈济？若待所在官司申明闻奏，徐议拯救之术，展转迟误，往往流亡过半，此不可一也。荒之地，自冬而春，春而夏，直至秋成，方可再生。纵得两月之粮，岂能延逾年之命，此不可二也。天虽雨玉，不可为粟；家累千金，非食不饱。若给以见粮，犹能济急。今散以钞物，非可充饥，纵有钞满怀，而无米可籴，亦惟拱手就死而已。官虽多费，而惠不及民，此不可三也。无预备之先谋，至临危以立策，虽有上智，无如之何。今京都之下，达官大家亦无储蓄，百工庶民皆是旋籴给爨，朝不谋夕。只今米多价平，尚且不给，设使价起，更值凶荒，尽为填壑之饥殍矣。此皆可为甚虑者，而执政恬然不以加意，识者为之寒心。
伏《至元新格》，诸义仓本使百姓丰年储蓄，俭年食用，此已验良法，其社长照依原行，当复修举。文非不明也，意非不嘉也，越十三载未见举行。朝廷泛然言之，百官亦泛然听之，不过虚文而已。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民以为便，二千年间皆则而效之。朱文公尝行于浙东，最为得法。每岁秋成，官司给钱，依时价收籴入仓。次年饥时，依原价出粜，钱复归官。官无所损，而民有所济。备荒之策，无出此者。
然此法不可行于今矣，何也？贪官污吏，并缘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打算计点之扰，及出入之时，又有减百端之弊，适以重困百姓也。宜于各处验户多寡，或一乡一都，于官地内设立义仓一所，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不费官钱，可免考较。民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价，不费于公，亦无损于私。虽不若官支价钱之为便，然为仿古酌今之良法也。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豪家巨室，为富不仁，惟想望饥年，可以闭籴要价，谁肯以阴德济人为心？若令自愿，必无应者。亦须官为立式，有地百亩之家，限以一岁出粟一石，如有好义愿自多出者听，悉令出等。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能干者效其驱驰。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而已。夫收支出入，既无预于有司，若其规画未至，必须助以官府之力。或掌事任劳之人自有侵欺，宜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追理；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宜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征还本色。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令合属上司开具保举，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经邦贻谋之要道。虽言近迂缓，而事实急切。如今年之荒，特其靡耳，所可忧者，正在他日。毋谓不及于目前，而藐然置之度外也。然此事非二三年未能有成，而目前之急，必思先有以救之。庙堂之上，皆知为今日急务，不过坐待其毙，未闻处置之方略。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米，应未已之荒，长计将安出？若勒令随处富家平粜，则流害滋甚。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徒资官吏之买卖，初无济闾里之危急。言者请给盐引和中客米。往年发珠子引，盐商失陷，至今怨黩，岂堪再虚以米引耶！纵令优利数倍，亦所不欲也。今被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亦皆稔熟。及此收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
宜仿汉时输粟为郎之例，发下从七品、正从八品虚名牒四千道，实拟散官遥授职事，分给行省，填名类报。从七一千道，每名米六百石；正八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从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万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争趋之，既非常调，亦无碍于选法也。又仿宋时官卖度牒之例，除西番僧外，发下度牒三十万张，散之各路。凡为僧道，悉令例给，自至元十四年始截日终，出家者每名入米十石，可得米三百万石。归附以来，僧道兼无凭据，粮不输官，储积最厚，使少出所余以济饥歉，亦无损于教门也。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而致矣。舍此不行，他未见其策也。
夫鬻爵济时，虽非令典，稽之古史，亦匪创行，然可暂不可常也。度牒之法，今后出家者，每人纳米四十石，永着为令，宽以二三年，义仓既成，储蓄自富，可高枕而无忧矣。
一、定律
律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训画，罚属三千。纲举目张，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视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历观古今，未有无法而能一朝居也。
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终之所断，是陷之以刑也，欲强其无犯得乎？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有之。酒益薄，价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辇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盗杀人，必不可赦，而每岁放图鲁木，以此人心轻于犯法。又如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财钱，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锭、一百锭，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锭，更要表里、头面、羊酒等物，与估卖躯口无异。又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例，而今民业多归势要，虽亲与邻，不得占执。告到官府，无力与竞，业在豪家，终为所有，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
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婚、田、钱、债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竞之端，无不始于婚、田、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讼，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受赃之路也。审囚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断一二，便为尽职。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县官吏，未饱其欲，每闻上司官至，则将囚徒保候，审录既毕，仍复收禁，此皆无法之弊也。
又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知适从，普天率土，皆为王民，岂可家自为政，人自为国？今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遂至于强凌弱，暴寡，贵抑贱，无法之弊，莫此为甚也。
昔先帝时，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甚多。今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先帝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国有常科，吏无敢侮，永为定制，子孙万世之利也。诸色衙门投下头目，除管领钱粮造作外，无问大小词讼俱涉约会者，并令有司归问，以望政归一体，狱无久淹，可谓成物之简能，太平之要道矣。
一、刑赏
夫赏庆刑威，国之大柄。刑威不加，则人无所畏；赏庆不明，则人无所慕，二者不可偏废也。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酷吏虽为少德，人犹得而避之；赃吏徇私灭公，人之受害尤甚。国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达，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赃吏有以蠹之。先去赃吏，犹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
昔国家定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也。贾谊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既不能革其心，使自无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为两失之矣。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欲责以无贪，不可得也。若其家业已成，资蓄已富，虽除名，虽殿三年，不足介意。近见江西有路司吏，因贼情事受钞五百锭、金银一箱，一夕挈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谓累路吏月日老死不得一官，不若多得钞物，可为富家翁也。又见各处有州、县官，不顾名节，纵意侵渔，大小民讼，商贾纳贿，不幸而因小赃告发，虽行定罪停罢，今在闲居，已成巨室。纵不再仕，亦可了终身之计也。似此之类，何可胜数。
在昔有刺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尝无刺籍之法，如累朝宰执近臣，多已被罪籍没。岂此法独行之随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强盗刺额、窃盗刺臂之法矣；其赃吏之害及百姓，尤甚于强窃盗之害止于一家一人而已，岂此法独施之强窃盗，而不可施之赃吏？彼之受赃不顾者，将以肥其身，利其家，养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为空，妻子不保，虽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敢轻于干禁也。今后无分内外大小官吏，但是赃状明白者，吏则刺面配役，官则免刺流徙，所有家财、田宅、奴婢，并令尽数没官，庶赃吏知惮而犯者鲜矣。
夫法为小人而设，非为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于赃吏；而赃吏之法，必不及于君子。立法非过于严也，治小人之法，当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罚之不至，而弊于赏罚之不公；不患贪者之难制，而病于贪廉之无别。赃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其赏也。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夫人性不大相远，利欲人之所易动，苦节人之所难能，岂以功绩廉能为不美哉？谓暴无伤，谓善不足为也。若为善而无以劝，则皆相习为不善矣。舜去四凶举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罚之少而赏之多，使善者并进而恶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犹天地之于万物，雨露以滋养之，而后雪霜以肃杀之。有雪霜而无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罚而无恩赏，亦非所以为政也。
朝廷昔有封赠之条，该具虽明，而举行未见。今后无分内外大小官员，有一廉如水无扰于民者，令风宪官从公保举，申台呈省，俾同实迹，优升一等，历一考则封赠其父母；再历一考则封赠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称者亦如之。不过费朝廷一纸之虚名，而可以收激励人材之实效，使居官报役者，明见赃吏之被祸，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尽不免于戮辱；又见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于荣华，谁不愿趋荣而避辱，舍贪而从廉？不待畏法而不敢犯，举皆革心而自无所犯矣。
一、俸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