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时，东平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刚柔并用，定鸿钧坱圠之功；文武双行，为国家久长之计。事兼生杀，虽任于人，权在圣明，不宜归下。粤自理分天地，位正君臣，仁为文之实，义为武之干。至如阴阳不测，体用无方，振义武以拯人，仁亦在其中矣。布仁文而肃政，义其可以忘乎？故仁者义之元，而义者仁之宜；文者武之宗，而武者文之助也。自黄帝以来，始用弓矢，帝王一揆，秦、汉尚功，三国以至隋、唐、五季以及金、宋，四千余载，未闻一日而停兵，亿兆夷民，常愿一人之有庆。其间亦有人主自专，而开泰否之门，亦有委于将帅，以启兴衰之变，原其所致，可得而言。夫权者，天子之神器；事者，在下之所行。权维轻重，故非臣下之当持；事各分科，故非天子之宜务。今国家立枢密院，以维中外之军兵，以定武臣之官爵。而又紫垣春色，荣照六军，丹阙神威，凛班诸卫。而又元帅、统军、招讨、奥鲁之官，万、千、百、十夫长之职，熊罴貔虎，八镇方维，骐骥鹰鹯，一遵约束。又如武库武器，设署于京师，弓箭甲局，分工于随处。此皆事行于下也。凡诸事务，皆申枢密以奏闻，此盖权归于上也。钦惟国家处置权事甚为明切。臣窃以为，将兵者，将也，将将者，君也。将兵之道有四，而行之者八。何谓四？一曰忠，二曰计，三曰勇，四曰果。何谓八？见敌勤王之谓忠，闻敌制胜之谓计，饱直恃力之谓勇，进战期克之谓果，此盖攻战将兵之将也；劝主上以先之谓忠，严军律以养素之谓计，坐帷幄以折衡之谓勇，不生事以希幸之谓果，此盖太平将兵之将也。而将将之道亦有二焉，一曰分统，二曰专委。当其天下已定，将帅优游以备爪牙之用，乃方方殊掌，位位各司，无使一员独为魁首，于是有分统之道焉，实万世之计也。如或边尘暂起，命将兴师，须立名将以总之，乃面告之云：『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于是有专委之道焉，但一时之事也。出征而不专委，则节制难齐；太平而不分统，则久生异事。高爵以宠之，厚禄以食之，二术以御之，举无遗策矣。伏望陛下立枢密院使一员，使与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余员位，以次班之。今适太平，事无大小，须待同议，无或敢专。若夫卫、府、司、营，已有蒙古监军，不须别议。此即分统之道也。设或动兵，则暂行专委之道焉。更望陛下于中外卫、府、司，训示以愚臣所述攻战将兵、太平将兵之四德。如是，则事常谨于下，而权常归于上矣。权归于上，则人无觊觎，而民得安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诠大将
赵天麟又上策曰：「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动矣；将军者，国家之爪牙，人命之关系，尤不可不慎选也。上古以来，民无定志，圣人既作，大统由分。自黄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后，周有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徒，汉有淮阴、条侯、霍嫖姚之辈，赵之廉颇，燕之乐毅，楚之吴公，齐之孙子，矫矫然树四方之英气，昂昂然振百世之风声。或有搴旗斩将之功，或有转地回天之技，或有助伐罪吊民之德，或有怀佐君匡世之才，莫不感会风云，契合鱼水，依光日月，垂名竹帛，以至尚父之鹰，孔明之龙，吴汉之敌国，李绩之长城，斯皆将军之善战善胜者也。彼有视人如草菅而刈之，御如蜂蚁而藐之，行伍不整，疾徐无节，三令五申而其令不行，耀材陈策而其材不中，营垒轻而可掩袭也，甲仗利而徒无益也。故慎子为鲁将军，一战胜齐，犹且不可；白起胜赵，长平坑死之人四十余万；柏直乳臭，挫魏王之师；辕门儿盛，致孝文之诮。此虽为将者之旷官，抑亦有司选将者之失也。所谓良将者，刚则法天，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则法渊，可观而不可入也；去如收电，可见而不可追也；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动也。此之所谓良将，不亦大哉。然后龙韬豹略发于胸中，雾卒云师领于麾下，赫然一怒，乘风送款者将接踵而来矣，复岂有争锋迓刃之敌哉！是以选大将者，固非余将之比也。骅骝骐骥，奋迅乎千里，骄骧乎九州岛，非噉刍数倍于常，不足以尽其能，全其力，而役之以取效也。良将亦然，方其国家无事之时，遴选英雄，高爵以宠之，厚禄以食之，加之以殊礼，处之以闲职。一旦卒然有急，则行专委之遴焉，于是乃有折冲于樽俎之间，制胜于疆场之际，心口相誓而委命自甘，肝脑涂地而赤心无吝者，岂非王者善将将之所致而然邪！先帝之平江南，由此故也。若夫无事之时，偃然不虑，一旦有急，则任夫肉食之流，设或犯皇家之大戒，亏丹阙之威严，虽复噬脐，何嗟及矣！伏望陛下深符祖意，爰采宏材，下诏林泉，飞书营垒，凡德足以镇服人心，能足以超越伦类，计足以坐消变故，勇足以深入敌阵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至于京师，馆于上室，申之以天鉴，接之以优礼，处之以无事之崇班，寄之以不时之大用。昔者唐有郭子仪，而身为安危者二十余年。更望陛下凡武臣宿将，功高望重，德显才清者，宜加殊遇，以厉将来。臣非不知圣朝与天齐福，启运正隆，但宜柔远以文，尚奚赖于将军之力哉！然而审事务、防变故者，圣人戒慎之至，不得不如此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宣八令以达天下之恩威试嗣将
赵天麟又上策曰：「臣闻至重者将也，至险者兵也，虽系于将，而其原皆在于君也。君之任将得人，则用之如神，守之如山，驰之如风，整之如网之在纲矣。设或任非其人，则容有不可胜言者焉。故翦商魁帅乃渭水之渔公，伐夏大臣即莘郊之农父，又岂但将门方有将哉！『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诗》、《书》之言信不诬矣。若谓箕裘遗业，多习其事，因而用之，加诸上位，亦当因其名而验其实，斯可也。不然，则亦犹举渭水渔翁之子命作太师，求莘郊农父之族升为右相，与伊吕之姓虽同，而伊吕之才则否，求其实效，不亦难乎？非徒无益，而又害也。今国家统兵之臣，子承父职，乃有不闲武艺之流，不读兵书之辈，或充副倅，或镇方维，或擐甲以遐征，或横戈而应敌，幸而殊方纳款，穷寇消声，斯皆社稷之灵威，皇王之洪福，奚有将军之智力哉！不幸而不胜，则既损天光，又使功臣之子孙骨委边尘，魂飘异域，士卒之命，石火风灯，流血成河，僵尸蔽野，不亦哀哉！究而言之，皆不审于用将故也。于兵有六险，一天，二地，三敌，四间，五使，六卒是也。夫祁寒暑雨，疾风迅雷，卷雁塞之沙，飞荥阳之瓦，或积之气蒸为雾霭而蔽天，或愁恨之情腾为水雹而载路，此天之险也。夫长山峻，深谷茂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盘而入井，卒徒罢倦，辎重艰难，伏百万之敌于数步之间，降三六之军于九天之上者，此地之险也。夫佯奔诈北，骤趋缓行，或当前而就后相袭，或在左而于右夹出，彼我寡，彼强我弱者，此敌之险也。夫纵横之子，捭阖之徒，衒惑之言，迷冥之语，似忠而复佞，似实而还诳者，此间之险也。夫交兵之际，行人在中，出言一失，而难救其端，奉简误投，而遂形其衅，至有泄吾机事，谀彼逆流者，此使之险也。夫殃风偶扇，孽事由兴，机不定兮兵事危，令不行兮人意离者，此卒之险也。冒六险而行，向非良将，谁能当之？夫良将有四术，一曰定心，二曰饱气，三曰策胜，四曰身斗。故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惊，驾士鼓卒、视犹寡而不惧，随、贾不能说，廉、李不能攻，见小利而不趋，存大端而自厉，所谓定心之术也。养威蓄锐，饮直行仁，承王命徂征，御奸风而坐镇，其英可以上凌紫氛，其信可以下孚敌国，所谓饱气之术也。檄至而风从，旗指而草靡，洞穰苴之方寸，吐陈平之奇谋，所谓策胜之术也。挟匹夫之勇，而气肃勍敌，踊七尺之躯，而威加殊域，若仁贵之三箭，庾公之乘矢，所谓身斗之术也。臣谓得此四术之将，而六险不足以为险矣，非此四术之将，而未有不险之地也。伏望陛下惜禁卫九重之威，保功臣子孙之命，无致外敌之得利，勿令中土之罹殃。凡武臣九品以上子孙弟侄当承袭者，皆令枢密院试其实能，然后量加以职。若然，则天威永固，民命更生，下无赵括之危，上享轩皇之逸，抑使武臣之子孙知天官之不可滥得，则尽心习其家业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一）
请立天驷监群牧所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昔者圣人之开天也，去其害人者而已。驱猛兽而远之，服畜兽而役之，故角者能触而拘之以楅衡，蹄者能踶而驭之以绁绊，以尽天下之力，以全天下之才。夫中人之产未踰十金，于是恐所用之有阙，旁思而周虑之，惧临时之或歉，设备而预防之，岂有过哉，皆其宜也。乎应千年之河水，居巍然之神器，立万世子孙之业，讵宜无备云乎哉？臣窃以名鹰俊犬，异毛鸟兽，国家之所宜弃也，反以收之；羊牛马，其用甚重，此皆国家之所宜广也，反不广之。岂爱羊牛马之不及鹰犬哉？亦由于袭太平之世，而因循弗虑故也。武王胜殷，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于华山之阳，然与方今其势有不同也。方今四征不息，粮饷未停，就使櫜弓矢而不用，戢干戈而不起，则安知他日无罚罪之事哉？则牛马之不可暂阙也明矣。至元癸巳，括士民之马而拘之郡，出榜文称上司之语，而谓官酬其直也。马既颁军，直又不酬，士民失望。臣非但以国家之弃信而伤之，抑亦由国家之不修马政，临急取士民之御者，故伤之也。谨按唐太宗时，有马千匹，太仆少卿张万岁掌之；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以致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分为五十六监。及明皇时，国马益耗，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远方，纔复二十余万匹，命王毛仲领内外闲，至开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由此观之，畜牧之多寡，但以留意故也。伏望陛下精思缓急之务，灼明备用之源，凡鹰犬之类，可纵者纵之；凡鹰坊等职，可罢者罢之；凡、羊、马、牛，宜以御府缯帛及空名告身，于四远之地及中华之境市而收之；凡所市之马，谅宜仿古制立天驷监以孳育之；凡牛、羊、等，谅宜立群牧所以蕃殖之；凡刍秣之具，谅宜择良地募民耕以给之。若然，则可以富国，可以强兵，可以俯宣王考牧之诗而小之，可以思汉武伐宛之事而笑之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课义仓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曰：「臣闻政化并言，则化切于政；衣食合论，则食急于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于义；欲天下之食足，皆在于农。农有预防而业可永安，义有素行而俗自相睦。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奏令军民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各出粟麦贮之，当社社司检校，勿使损败，当社饥馑，即用赈给。至于隋末，公私廪积可供五十年，长孙平之力也。钦奉至元六年八月间圣旨条画内一款该：『每社立一义仓，社长主之，每遇年熟，每亲丁留纳粟五斗，驱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许纳杂色。官司并不得拘检借贷勒支，后遇歉岁，就给社民食用。社长明置收支文历，无致损耗。』钦此，臣窃见自是以来，二十余年于今矣，然而社仓多有空空如也之处。顷年以来，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饥馑荐臻，四方迭苦，转互就食。隆寒盛暑，道途之中，襁属不绝，维持保抱，妇泣于后，子号于前，老弱不能远移，而殍者矣。延及京畿，亦尝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东，山野之民，饥食橡栗，寒衣薪火者多矣。若更饥馑不息，民将奚以为生乎？彼隋立义仓之后而富，今立义仓之后而贫，岂今之民不及隋民哉？意者劝督未及，义风未行，天气未和，人事未尽，以致之哉。若幸从臣所谓务农桑之法之后，自当有余粟矣。
国家许陈朝廷得失，臣试陈之。今条款使义仓计丁纳粟，其意以为及饥馑之时，计丁出之，故方其纳粟而计丁纳之，以取均也。又条款使驱丁半之，彼驱丁亦人也，尊卑虽异，口腹无殊，至俭之日，驱丁岂可独半食哉？又计丁出纳，则妇人不纳，岂不食哉？又同社村居而无田者，岂可坐视而不获哉？且夫义仓者，贵其义也，若计出纳之锱铢，辨亲驱之多寡，则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也。乐岁粒米狼戾，乞食者踵门，犹当与之，一社之人而至俭，岂宜分彼此哉？是盖当时大臣议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若从臣言限田产之法之后，其田数之多寡亦不甚异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诏，详谕农民，凡一社立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下诸家共穿筑仓窖一所为义仓，凡子粒成熟之时，纳则计田产之多寡而聚之。凡纳例：平年每亩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又有年，听自相劝督而增数纳之；凡水旱蝗螟，听自相免；凡同社万一丰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当纳之数。凡饥馑不得已之时，出则计排家口数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储多，每口日二升，勒为定体；凡社长、社司管义仓，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检借贷，及许纳杂色，皆有前诏在焉。如是则非惟共相振救，而义风亦兴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八）
论差役毋妨农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