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易》者，自汉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去圣已逺，象学不易明，遂流于烦琐，或渉支离诞漫，学者亦已厌之。故王辅嗣岀，而创为忘象之论，尽弃诸儒之说，其文高洁，足以动人。自是以来，学者宗其说，与象相忘矣。至伊川先生又据《易》以明理，理明而象数稍逺。其后说《周易》者，皆务明经，多不专守师说，晦庵之于程、张，蔡节斋之于晦庵，徐几、刘弥劭之于节斋，皆时有异同，各出新意，比之汉魏诸儒各主一师、党同伐异者，大不侔矣。
象学之废，自周末至今，千有七百年。伊川虽主于理，晦庵虽主于占，然世之学《易》者，皆知《易》当明象，故虽精粹如朱程学者，终未免各悉其心志。自兹以往，象学焉知其不可复欤！泽年十七始，熟复《系辞》，既又读《左传》，疑于艮之八及诸占法，盖探索之劳积四十余年，至今犹未有释然者，然无所不尽其思矣。大徳三年，于《易》象始有所悟，又积十数年，大槩得其五六，由是始具藁。又积十年，乃稍得其节目。然所悟深者，大抵不入藁而存诸心。方其劳心苦志也，若神明昼夜役使之者。及其悟也，则如天开其愚、神启其秘。凡西汉以来至近代诸儒，鑚研而不可得者，始有芽蘖之渐。若更益以十年之功，则十可得其七八，虽未必尽能全复旧物，然比之王辅嗣创为忘象之髙谈以絶后人之用心者，其得失相去逺矣。夫小有所得而言，则失之浅；未有所得而言，则失之妄；有所得而畧不言，则失之隐；急而言之，则失之躁；易而言之，则失之玩；决意而以身任之，则失之不让；能苦思而不能为圣经发扬，则亦失之不忠；可与言而不言，则又失之闇；著书二十年而殊无知者，则亦失之沈晦。凡此类者，当斟酌而处之。此泽之所以难乎？其为人也，且素无声誉，而自负独重，则人亦不复相即。若混俗无别，则人又亵而视之。斯末俗之弊，所以使人日就衰老，而此心未得暴白于世者，此非独泽孱懦无力量之过，亦世之好古者希故尔。夫汲汲焉求知于世者，非也；穷居陋巷，而爱惜所学、深惧人知者，亦非也。盖古之君子尽其在已，而听其在天，故复为此卷，以为二注先容焉。
学《易》者，当明象，此确然不易之论。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说兴；忘象之说兴，而象学遂废，亦可叹已。夫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王氏不得已而言之，诸儒亦不得已而从之。使象学若可明，则诸家何苦不从，而乃从此不得已之论乎？然自王氏以来，凡学者皆疑于乾马、坤牛之象。雷、风、山、泽、日、月之象，大而易见；而马、牛之象，小而难知。故学者皆深契于王氏之言，而不知《易》之为象，其说不一。凡《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世人于此，皆不深究，何乃独病于乾马、坤牛之傅会，快心而弃掷之哉？夫所谓《序卦》之象最大者，谓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则当教，教则必养，不得其养则争。此《易》必首乾坤，乾坤之后，次以屯、蒙、需、讼者，为此也。自此以徃，皆以夫子《序卦》之辞观之，则可见：上经是开辟以来经制之象，下经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上经是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经是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所以必分上、下经者，上经以象先天；下经以象后天。上经始乾、坤而终坎、离者，祖先天之意也；下经始咸、恒而终于既、未济者，《周易》序六子之意也。自屯、蒙而同人、大有，凡十二卦，而后六子备。所以然者，天地定而日月行，圣人兴而大化着，至此而后，裁成辅相之功稍着故也。同人、大有是开辟以来最盛，所以离体居后者，盖以其能成天地最盛之功，使光辉昭著、品类繁盛，有目者其覩，故离体居后也。乾四徳而亨，居夏，长养万物，亦此义云。以其当最盛之世，故大有继以谦。圣人于此寓意深矣！然此亦姑举其要，以见大意，其详亦莫能尽观者。于此引而伸之，则于学《易》，岂小补乎？
夫乾马、坤牛，学者以为难知，而不知此于象学所系尚小。又乾马、坤牛尚可知，唯离为牛，则最难知。《左传》曰：纯离为牛。此已不可晓，而离卦辞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晓矣。若益以《说卦》坤为子、母牛，又可强通乎哉？泽于此，用心虽颇极，其精微，然犹不能无惑，故述于后学。《易》者，先其大而后其小，且知其难之，盖有所在而不专在彼焉。上经首乾、坤，次以屯、蒙等卦，是从不易处说起。及终于坎、离，亦是不易。下经首咸、恒，是从变易处说起，至既、未济，亦是变易。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有变易者在。
天道主于变，人道主于常。天道变中有常，人道常中有变。天道变而不可违乎常，人道常而不可不知变。所谓“天道主于变”者，如月令雷乃发声，却亦或先或后，又有非时之雷；如治日少而乱日多，盛衰兴废常出于意料之外；又如孔子不得位，颜子不幸短命；泰伯之贤不能得国，而有文王、武王之事；仲子非嫡也，而子孙有鲁国，三桓由之而盛。此皆所谓变也。人道，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有一定之伦，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居处、饮食、耕田、凿井有一定之法，其应事接物必随时制宜，虽是变，然大抵终不可踰越常理。此所谓“人道主于常”也。《周易》卦下辞六十四，孔子释卦辞六十四；又大象六十四，为一百九十二爻，辞三百八十四，孔子释之，是为小象，亦三百八十四。总此五者，为九百六十，益以用九、用六及乾、坤《文言》及《系辞》所陈十一卦、九卦与其解頥之义，又《说卦》、《序卦》、《杂卦》及《春秋》内外传所记筮占之法，凡千有余事。自汉魏诸儒以至近代邵康节、程先生、张横渠、朱晦庵，各以所见发明，亦已得其大畧。义理之说，最为详备，惟象学则犹未复古焉。其间固有易知者，亦有虽难知而先儒所说已暗合，但其大体既未能明，则虽总谓之未能复古，亦非过也。惟大象示人以用《易》之道最为易晓，然歴观旧注，犹有数处未合，况其它乎？即如需卦之“君子以饮食宴乐”可谓易知矣，所说终未尽。盖水在天上，却与“饮食宴乐”又何相关？若不从乾、坤、屯、蒙解来，实解不去。大抵天地开辟以来，水生物之功为大，《洪范》水数一者，亦以其物之始故也。水本在地，今在天为云少需，然后为雨及。既为雨，滋润百榖、草木，而后动物得所养。凡饮食，未有不出于水泉及百榖、草木者，以其生物有渐，虽非朝夕之故，然亦朝夕可待，所以谓之需，乾坤赖此以养人。故圣人取其象，以“饮食宴乐”如此解，而后胷次释然。此《序卦》之说所以不可易也。六十四卦大象本显然，需之象又自明白，说者尚不能透彻，况其它乎？其大象如“君子以治厯明时”、“君子以永终知敝”，则又非造次可议。屯物始生，蒙是养，所以需是饮食之道。雨自上降，然后生万物；草木之味，实能养人；醴醪、酒浆、笾豆、俎实，皆出于此。此需所以为饮食。
《易》象学迷失一千有七百余年，汉儒及近代诸儒所说颇细碎，虽不可废，然于大体未明，终无益也。但《易》之未易明者，非直象学。盖义理之说，至伊川、晦庵，可谓精切粹美，而《易》之大义未能复古者，亦多有之。如汉儒说《易》有三义，今人多只说“变易”，是《易》之名义未能复古一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得康节始为之发明，而重卦之义未有说以相通，是重卦之义未能复古二也。孔子称：“《易》，逆数”，而今之《图》乃是半顺半逆，是逆顺之义未能复古三也。卦名义无相犯者，如咸是“取女”，渐是嫁女，恒是夫妇、居室，归妹是兄嫁其妹，而说者以归妹是嫁女、是与，咸取女之义，初无分别，甚者则以为少女嫁长男，是卦之名义不能复古四也。伏羲之时，占法简易，故孔子曰“八卦定吉凶”，盖比之于今之析草掷荆亦足以定吉凶得失。及为六十四卦变为三百八十四爻亦已多矣，而或以为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则失之于繁，非简《易》之道，虽汉儒有此例，然文王、周公之法本不如是，是卦变之法不能复古五也。燧人氏始修火利，未必遽有鼎也，火食既兴，邑居既成，而后有井以养。而今之说者谓井、鼎名卦，古已有之，非始于文王，是卦名不能复古六也。《易》卦有自然之数，皆与《河图》、《洛书》相通，而说者以《易》起于《河图》，《范》起于《洛书》，执泥特甚，是《易》数之原不能复古七也。文王、周公之辞简奥深宻，孔子惧久而学者不能明，乃作十翼以推衍其义，盖与前圣互相补足，其或说理甚详，是亦推致未尽之象，非与文王、周公异旨，而世之说者未能体会为一，遂以夫子所说与文王、周公不同，是《易》之辞义不能复古八也。占中有象，象中有占，象有未尽者，因占辞以补其缺。近世学者虽知分别象占，而不知占中实有未尽之象，是《易》之占辞不能复古九也。卦用七八，爻用九六，自杜氏注春秋，有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为占之说，而晦庵《启蒙》颇因之，是蓍法不能复古十也。春秋占法至为精妙，去古既逺，易道虽晦，然犹有此以见古法之精。而世之学者例以左氏为妄诞不之信，是占法不能复古十一也。六十四卦上下经序次条理秩然，夫子本文之外，又得先儒推究，十有八象三十六宫，既以发其隐秘，而序次之妙，推寻犹有未尽者。而先儒或谓非《易》之藴，晦庵以为是《易》之藴，而非其精，是《序卦》之义未能复古十二也。文王、周公本文脱误者少，纵有脱误，当阙其疑。自胡安定改“鸿渐于逵”以来，晦庵于鼎卦用郑玄说，训渥为剭，于升卦改顺为慎，于无妄以为无望，此类不一，是脱误疑字未能复古十三也。凡此十有三者，特义理、文字之间而其未能复古者，已如此况，象学之微妙旷失既久，非刳心涤虑、天开其愚、神启其秘，孰能与于此乎？其十三事，虽与象学无与，但关渉甚大，非可言尽，今卷中亦畧见其说焉。
伏羲始画八卦时，已用之决吉凶，故大传曰：“八卦定吉凶”。其时事简，故不容尚烦。及稍欲求详，始用重卦，故谓之贞悔。言三画可矣，又以为未足，故更用三画，谓之贞者言是正法，谓之悔者言其过也。贞悔之后又有变卦，则以本卦为贞，支卦为悔。占筮至此极矣！贞屯、悔豫又是一例。
晦庵云，一朋友说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为金，八卦之金也；兑之金，五行之金也；巽为木，卦中取象也；震为木，乃东方属木，五行之木也。泽谓乾为金，是以气类推之，则金管属乾，以其刚耳。若《易》中只是以乾为天，不曽说金，其阳爻阳位取义于金者，亦是取其刚，初非以有乾。故兑虽当为金，但《易》卦中只说泽，而未有以为金者。震当为木，然《易》中说木，乃是指意，非以震故。此不可不知。或人之说，虽非背理，然说《易》惟要精净，不可混杂。泽尝有诗云：“井困乾枯乾有水”，有一朋友云以乾为金能生水，理非不通，但浅陋耳。
春秋传占法，却只于《易》，无此之失。一卦用七八，又用九六，故《周易》每爻必系以九六者，为此也。若如杜氏说，杂用《连山》、《归藏》之易，皆以七八为占，此恐非是。若如此，则是占者无定法。既已得卦，却临时兼用七八为占，是占无定据矣。晦庵《本义》遇艮之八，只当占艮六二，亦是不据六二而以七八为占。夫爻谓之六二，而乃以八为占，恐非筮法，愚不能明，终未敢从也。
《周易》占变爻之法，《系辞》中不见，独《春秋》内外传有十数处，然大抵古法难以尽晓。如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皆八，最为可疑。《启蒙》虽颇具其说，诚恐非古法也。独《启蒙》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又引沙随程氏曰“晋公子重耳筮得国，遇贞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初与五用九变，四用六变，其不变者二、三、上，皆两卦皆为八故。”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据泽管见，恐程说实可疑。盖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即是一卦之中，三爻变了，若依《启蒙》法当云“遇屯之豫”，其不变者在所不必道，固已不当称八，又安得称贞悔皆八乎？且七、八皆不用，之爻独不闻说七，何也？岂有之而偶不载邪？是亦可疑矣。《启蒙》又云：四爻变，则以本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曰经传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又曰五爻变，则以本卦不变爻占，引穆姜往东宫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盖五爻皆变，唯二得八，故不变也。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大畧如此。泽以为《周易》每爻皆称九、称六者，所以见遇九、遇六而后可用其爻之辞占，今若用占不变爻，则是兼用七、八矣，非经九、六之意也。但蓍法虽颇存，而变爻之法亦已阙矣，民间决疑又不可废，故世俗相传，因仍讹谬，以求变卦。若如《启蒙》，则有条理可用，但若便以此为定法，不复加考索之功，则不可尔。泽尝自谓：泽之学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髙且逺，故难为功。然至于卦变之法，求之四十余年，无所不用其思，而犹未敢确然独有所主，倘欲于此决择，当俟理熟，必更加数年，而后可焉。朱子《系辞》本义云：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耳，意其详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尔。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由此而言，则晦庵亦已知揲蓍求卦之法不完其作，《启蒙》亦随所见，以备一法，读者于此当知立言之意云。
象与数，不可相离。象为主，而数为用。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数；日、月是象，一日一度、一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数。天与日、月运而为春夏秋冬，又积为元、会、运、世，天与日月是象，春夏秋冬、元会运世是数。《易》之有象数，所以法天，卦主象，而蓍主数，二者相湏。但象有定而数无穷，故成变化、行鬼神，必归之数也。又泽《旧说》云：卦以象告，而蓍以数行，二者不可相离。象具吉凶悔吝，而数以行其吉凶悔吝。盖《系辞》言天一、地二，止天九、地十，下文即继之曰：夫《易》何为者也？止如斯而已者也。《易》道虽大，然亦不能外此。十数，夫天与日月星辰之运。非数，无以纪之四时迭运，万物始终莫有逃乎数者，此成变化、行鬼神所以必归之数也。
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仲复问：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如何只取九卦，晦庵云：圣人论处忧患，偶然说此九卦，意思白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说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尽有道理，且《易》中尽有处忧患底卦，非除九卦之外皆非所以处忧患也。若以困为处忧患底卦，则屯、蹇非处忧患而何？晦庵之说如此。泽谓：圣人处此九卦，必真有处忧患之理，决非偶然。今若于屯、蒙、需、讼、师、比、小畜、泰、否、同人、大有内再说一卦，亦恐不可。如屯本以象开辟之时、洪荒之事，其在中世，则是经营、创造之象，比于九卦，非其类也。蹇是险在前，教人以见险则止，不是在险中处险难之道，于九卦亦不类。盖此九卦，是以卦名、卦义、卦象取之，如上天、下地，岂不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却取履卦者，以泽处于地，尤卑。此尊卑之极，盖有感于君臣之际，故又极于卑顺也。谦以九三一阳处于众阴之间，又在下体，君子劳谦之象。复是有过则改，不逺之复，亦是。自剥而坤，自坤而复，渉歴艰难，而诚不已之象。雷风动荡卦之名恒，所以见其于劳扰之中而有恒者在。损以惩忿窒欲，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困者人臣以致命遂志，井取其不变、不穷而常洁新。巽者，酌事而处始，终不失于卑顺，所以巽卦辞称“小亨”者，是主阴爻言之：初阴所处甚卑，至六四柔而得位，不失其正，夫柔而得位，所以能推行也；四乃人臣之位，而柔巽不失其正，文王所以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亦取诸此，但以此之事亦非得已，故称“小亨”。凡此九卦在《连山》、《归藏》取义、取象，必不如是。文王衍易，实寓此意，但其用意虽深，而其言简畧，微夫子孰能极其旨、发其微哉？泽又疑：九卦之中，巽是八纯卦，恐卦名古亦如此，履、谦等卦当是文王所名。如此解尤为明白，盖象义与名皆文王意也，其余卦名出于文王者，亦不止此焉。礼以卑下为基，故履是徳之基。居下而有所守，不失其正，故谦是徳之柄。复则不妄，故复是徳之本。雷风动荡比于事变丛杂，而处之不失其常，故恒是徳之固。损其过，所以为徳之修。遭事变之多，而自处益厚，所以为徳之裕。处困穷之极，则识理愈精，操心危虑患深，谙悉情伪，而后处事各有所当，所以为徳之辨。不变不穷，所以为徳之地。巽顺，则不违理，乃能制事，所以为徳之制。又据剥、明夷，亦当是忧患之卦，而不在此数者。剥自是阴阳消长之机，君子小人进退之理，于文王事不切。明夷义太显。众人所知，九卦是发其渐，乃人之所未识者也。困卦虽亦甚显，然所谓徳之辨，穷而通，困以寡怨，亦是发其微。所谓寡怨者，盖责已而不责人，亦文王之事也。退之《琴操》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可谓得文王之心者。凡人遇险陷，能责已而不责人，则心亨矣，何怨之有？晦庵云：取象亦有来歴，不是假设、譬喻，但今以《说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缺之，或且从先儒之说耳。又曰：易象也，湏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牵合傅会，得来不济事，须是见他一个大，原许多名对象数皆通贯在里面方是。又曰：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说道理，而后说象也。又曰：看《易》当靠定象看，便滋味长，若只悬空看，也没甚意思。又《易象说》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茍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畧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创为互体、变体、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叅互以求，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劳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义茍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茍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顕义。”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逺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因切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说已具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与吾《本义》之云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然亦不可直谓之假设而遽欲忘之也。泽谓：汉儒必欲求象之所自来，则泥而不通；王辅嗣只欲明其用而忘象，则疎畧而象学遂废；晦庵亦已深知其非，而犹有取于“义茍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茍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之语，斯亦不得已之辞。后之欲求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则不可以此而遂怠其稽古探索之志。盖此心本无限量，岂可据王氏之说，以自界画而忘其乾乾不息之诚乎？夫潜心玩索、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孔子曰：后生可畏。止如今学者，当以圣人勉人者而自勉。
所贵于象学者，可以辩诸家之得失。凡纷纭杂错之论，至明象而后定。象学不明，则如制器无尺度，作乐无律吕，舟车无指南，自然差错。如晦庵解损上九得：“臣无家”。若以象求，则惠而不费之说太逺也。又按，《邵氏闻见录》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盖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故《新唐史》元载赞用“刑剭”亦用剭诛云。按，元载以罪诛，赞云《易》称“鼎折足，其刑剭”。《周礼.秋官.司烜氏》：“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郑司农云：屋诛，谓夷三族。屋读如其刑剭之剭，谓所杀不于市，而以适甸师者也。泽谓：以屋诛解鼎折足，乃学秦法酷烈者之所为，非经意也。三公不称其职，当以礼退，自非秦法，安可以屋诛为义？晦庵于此亦误从之，此由象学不明，故讹错如此。王弼虽不明象，然解作渥义，却与象合。所以知王义为得者，餗既覆，则有鼎汁淋漓沾濡，此正是象，屋诛之说谬矣。一字之讹，所失如此，可不谨哉！
《易》固非一象，亦非一用，圣人之意，但拣紧处说。如姤“勿用取女”是也。离“畜牝牛，吉”，想亦当然，但却不可晓。
丰，卦辞多不可晓，盖本雷电，却又称王“照天下”，似即难解。剥，有床蓐之象，故六五称“宫人”，无妄是戒其妄动，谓天下有雷，惧其过也。此是一义。又一义，则是天下雷行，物知儆惧，不敢有妄。又一义，是天下雷行，万物之生，各正性命，亦是无妄。程子以无妄是诚，然无妄是儆戒之意多，若以诚言，乃是思：诚者，人之道。屯、随、无妄等卦，圣人立教之意甚深，或谓孔子之《易》说道理始多，不知文王之《易》已寓意焉，但未有其辞，至孔子始推明之耳。凡卦辞、爻象、取象、取义皆不一，亦多说未尽，所以孔子于乾坤二卦皆推致其义，使人知立象尽意，则未尽之意皆可推也。但六十四卦若皆如此推，则亦不可，故止推乾坤为例。或谓孔子《易》与文王、周公不同，此未然也。
象学多端，不可一例取。泽于《六经补注》已言其畧。其乾九三，是用象解“或跃在渊”，“龙战于野”亦然，但所说未详。象学当举丰、明夷、蛊、巽为比，例丰与明夷相似，蛊与巽相似，故卦辞、爻辞有相似者，然此只是一例。
大凡易象，皆圣人用意深逺，当虚心以求，不可浅躁，仍竢其体会，不可牵合，茍精神之至，必有黙相之者。
泽尝作《读易吟》十二章，今录四章，以见大意。
万事多于近处迷，贪前说后更参差。
不从言外窥三圣，虚说淮南有九师。
井困乾枯乾有水，丰睽暗昧观生辉。
如何天地都颠倒，却道贤人正得时。
不是浮花烂漫开，有枝有干有根荄。
一声也自喉咙出，六脉元从腑脏来。
莫向壁间看旧画，也依火后拨寒灰。
要餐一斛黄连后，恐怕余甘稍自回。
天机地轴谁曾见，脉络相关也要知。
只眼不开千眼闭，一波才动万波随。
便成儡子终非活，已出蚕蛾不是丝。
直要浑然方见易，断章取义且寻诗。
卦情物理两堪疑，此处谁能析隐微。
鸣鹤胡然逢子和，髙鸿何事不云飞。
干将有气须冲斗，龙马虽神必受羁。
役使阴阳全是易，踌蹰未易泄天机。
易象两端，不可一说取，不可一例求。如渐是山上有木，若推未尽之象，则亦是山上有风。又渐是渐进之义，却取象于鸿，鸿飞髙举，而取象于鸿，则不使之髙举，盖鸿虽有髙举之资，然风物之中系于气运，受役于阴阳者，唯鸿为最甚。又其一南一北，亦必以其渐始，终不自由而卒，莫知其所以然。此鸿之谓也。大抵阴阳役使万物，而万物不自知。圣人作《易》，又所以役使阴阳而人亦未易知。太极既判，盈乎两间者，有象有数，有形有声，而《易》已用其三，唯声音不可知。然康节邵先生明于先天之学，声音之畧具于《经世书》。又《易·大象》曰：“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则《易》于天地间，无所不该矣，万世无康节，则声音之学实亦未知。姑置勿论其形有分隶于卦者，自古通谓之象，有象则有数，故说《易》者只专从事于象数焉，二者之中数为最难。若总而言之，则声音难于数，数难于象，是象为若易然。古之所传通于音律者，率能知政治得失，世或有其人。而精于数者，如扬子云、关朗、陈希夷之流，往往得数之用，是世盖有得其难者？而于所谓象学，自虞周至两汉，至今寥寥千七百年，诸儒非不精思力索，而竟未有得其彷佛者，故象学遂废。而说《易》者率皆囗囗蹇浅、支离牵合，而凡圣经之文理密察，《易》之变通神妙，皆不可复知。是何？难者或易，而易者更愈难，而无复可通之机与！盖诸儒明象僻而迂，王氏忘象决而野，唐李鼎祚著书自谓刋辅，“嗣之阙文，补康成之易象”，囗囗义生。汉氏诸儒之说，頼鼎祚以存。然以愚观之，则亦各自以所见求象，而非文王、周公之本意矣。泽自早歳读而病焉，磨励积思，凡数十年。年五十始，黙有所悟，若神明阴有以启之者。又积思十年，大抵十通五六，然构思既深，立例亦异，自其三圣精微旷代絶学，患其亏囗，囗不敢易言，稍欲发扬，又惧亵渎区区弊帚之意，芹子之心，无以自明。此《思古吟》、《炙背吟》所由作也。延佑五年，东平王子翼始为刋《六经辩释补注》既成，重惟《易》、《春秋》二注，未能脱藁，而骎骎老境，事不可缓，若必待完备，亦贫者最难，倘黙而不言，又孰知所到，凡象学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传，今指其大义，含蓄颇深，比类与象学相迩，且补注所未有者为一卷，名曰《易学滥觞》。虽曰涓流，而本原在焉，未可忽也。世传黄河自昆仑来，伏流地中，数千里然后有浑灏之势，今将发明旷絶之学，而更隐其义，盖事大、体重难以直遂，不得不致慎焉！延佑七年夏五资中，后学黄泽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