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断代之史，子言或可无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辞也。断代无需徵古，何当有人表欤？曰：断代书不一类，约计盖有三门，然皆不可无人表也。较於通史，自稍缓耳；有之，斯为美矣。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春秋》。）纪（本纪。）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尝有列国《公子谱》矣。治断代纪传之文者，仅有班《书》、《人表》，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夫《春秋》、《公子》、《谥族》诸谱，（杜预等。）《名字异同》诸录，（冯继先等。）治编年者，如彼其详。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顾氏炎武曰：“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因谓其失始於陈寿，而范、沈、姚、李诸家，咸短於此。顾氏之说，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废；然王公将相，范、沈、姚、李诸史，所占篇幅几何？唐宋之史，复立年表，而列传之繁，乃数倍於范沈诸书，年表何救於列传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复犯，宜其纷纷著传，如填户版，而难为决断，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待补於固，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於簿书记注，或得之於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例，且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尽报、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於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味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纪，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於传删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於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於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於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於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於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中
簿书纤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後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宫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刘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罗典章，钜细兼收，书盈百帙。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於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後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於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加罗列，则亦不善度乎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体为加详耳。其於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渖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礼》。百官具於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曰：部寺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於《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於周制，犹晋《乘》、楚《杌》、与鲁《春秋》也。郡县异於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於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於事文间，斯乃有关於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