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刘向，孝义本於萧广济，（晋人，作《孝子传》。）忠义本於梁元帝，（《忠臣传》三十卷。）隐逸本於皇甫谥，（《逸士传》、《高士传》。）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於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後人学识，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无能为役也。汉儒传经，师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就其所业，以志一代之学。则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或以艺文部次，登其卷帙，叙录後语，略标作者之旨，以谓史部要旨，已见大凡。则不知经师传注，文士辞章，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详考生平，别为品藻，参观互证，胡可忽诸？其或事迹繁多，别标特传，不能合为一篇，则於史官篇内，亦当存录姓名，更注别自有传。董仲舒、王吉、韦贤之例，自有旧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诗》，韦贤治《鲁诗》，并见《儒林》而别有专传。）两无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礼》、《乐》之论，乃非十二子书，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於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於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於立传也。史馆徵儒，类皆文学之士，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其人或有潜德莫徵，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不知其业，等於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徵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苟能自得，则於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峻洁，於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後学，职是故也。後代文无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骤读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囗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後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於金沙。郑玄娑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牺背。穷经之业，後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苟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复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後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後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梁、陈、北齐、後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於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後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创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徵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於史部所徵，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後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徵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後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於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於史事，未甚亲切也。至於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於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於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後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徵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於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
文徵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後於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後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於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徵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於《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於《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於州县文徵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於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後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於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徵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後来者之别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