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後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後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後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後世笺注自不同也。後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後，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後世文字，於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於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氵育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於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徵》，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徵》以拟《文选》。）其於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於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於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於史家正传例者，凡十馀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亦次於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
辨论乌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於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於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极於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於无所见是非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於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於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於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於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盍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於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後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於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後学，惟著之於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後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後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於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於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於陆、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於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传言有美，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於多学而识，而约礼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於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陆讥王，愤若不共戴天，以谓得朱之传授，是以通贯古今、经纬世宙之朱子，而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义不能无得失，考订不能无疏舛，自获麟绝笔以来，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陆、王之伪，而自命学朱者，乃曰：墨守朱子，虽知有毒，犹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实兼孔子与颜、曾、孟子之所长。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忧当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动心者，不求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斗，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遗馀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