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按冲係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於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襃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冲以周种为不负先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案：十六日。翌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论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无不见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无不见之者。近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然臣既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惟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曰：“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知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惇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以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借官，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数事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擢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荼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荼毒痡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惇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於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於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字，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为立不当轻於冲。遂曰：“置立於永州，冲於道州监当。”布称善。上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於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於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悰。”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诋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悰，已行弃逐，颇快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至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而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况之风不行於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馀言》并《叙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集《馀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宗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於诞谩蠹国害政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常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於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在史院，曾布主叶涛，哲宗之得见常秩《行状》也。卞等依布、涛奏之。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於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常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瓘称卞引立以选为借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之，明日复请，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殿说书。立果为崇政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请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酒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於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案：卞荐立崇政殿说书，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八绍圣五年五月辛未布对上云云原注可考。又《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乙未，陈瓘通判沧州。原注引瓘《叙窜诗》注云：常立》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而蔡公荐之，哲宗震怒，再窜常立，当时同立方觉为蔡公所卖。再窜常立乃三年六月事。原注又云尊尧集《理财总论》已附注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今原注已为《纪事》删节，不载《理财总论》。）
5、是月，郭知章为左司谏。（《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贬吕大防、刘挚。原注：云：郭知章三年六月为左司谏。）
1、七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戊子朔。壬辰，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2、癸巳，权知邢州张赴等言：“知任县韩均等申请，乞应有牧地县分，许等第人户投状指挥，请牧马草地，或以佃牧地，须上色一项给付人户，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养官马一匹，各於所属，籍其毛色、尺寸、齿岁给付，每岁分番，就县令、佐点集。若马有死失，许即时申县，自备印给，非点集日不许私自乘骑，不许出州界；若千里，如元佃地人係等第户愿养马者，祗令将文契批凿，除其租数；若请不尽并不愿请者，依条召人租佃，伏望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九。案：《宋史兵志》十二：赴且谓授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较陕西沿边弓箭手既养马又戍边者为优，试之一监一县当有利。）
3、枢密院言：“熙宁七年，先废罢郓州东平、郑州原武两监，及并卫州淇水两监为一监。至八年四月，中书、枢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监每在费用钱约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贯，其所出马数止用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贯可买，兼所得监马堪配军匹数不多，若都无此，未为阙用，两监牧但存虚名而枉费不少。见管九监、马三万馀匹，时诏沙苑监令属群牧司，馀八监并监牧司，并废罢，后尽以牧地募民种佃群牧马，馀地所收岁租百馀万，至今未尝有失陷之数，悉（案：此有脱误。） 无前日异议者所陈之患。至十年二月，群牧司奏国马缺用，曾裁损支使窠名，是时陕西路买马止以一万五千为年额。至元丰中，又曾於畿内赋人户养马。及於京东西路行保马之法，又於开封府界雾泽陂置牧马者所，专差枢密都承旨张诚一等提举经度制置，俟就绪推广诸路施行。而事初讲求有所未尽，及奉行之人或不称职，故人言以为未便。元祐初，并不考究熙宁以来讲议本末利害之详，研求所以增损措置之术，惟务尽罢元丰所行之法，一切复置旧监。遽将民间已请佃地裁种到桑枣果园及庄井屋宇，毁伐废坏不少；兼兴复监牧，增置官吏，所费不赀，殊未见其效。盖自复置以来，前后累有臣寮论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贪猝更张之法，即岁月愈久，为弊愈深。自来议者欲於民间养马，然所陈亦多不同。或以牧地召人租赁，官给草料，令百姓畜养，或责以蕃息，或欲令逐年赴官阅视决责，或欲分配等第人户，以此终不可行。今据知邢州张赴所称，体究得民间愿将牧地牧马但与蠲其租课，仍不责其蕃息，俾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无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为条画榜示，令太仆寺雕印施行。应有监牧地分，州县於要便处晓示人户，愿请佃牧地免纳租课为官养马者，听实封，於本县投状，逐县置历收接，月终具若干实封状送州，州县并不得开拆，具数申送太仆寺开拆，申枢密院看详取旨施行。”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九。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癸未。原注：绍圣三年七月六日张赴云云可考。彼文可互详考证。）
4、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睹近降朝旨，给牧地，召人户，情愿养马事条约虽已详备，然元祐初只缘知邢州张赴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所请指挥，（案：陈次升《谠论集》此下有云：河北、京东西、京西北、河东路提刑司，府界提举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转运、提刑相度。及只是因邢州以谓置监养马不便，其馀路并依此施行。马为国用，所系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详审。今赴之所见，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今朝廷不令提转立定条制，令河北、河东西五路依此施行。臣切虑诸路各有利害，为是朝廷不令监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禀。兼既有申奏，以人户请佃牧地为官养马，人户或有不愿，赴以州郡之势须令投状，则法令之始或有不便，必为民害。臣闻舆议，以谓牧地邻近人户，若得膏腴之地，必有愿者；若去牧地稍远，虽得其地，难以往彼耕种，必非所愿。兼一顷之地所直不多，马或倒死，其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缗，此恐人户又非所愿。兼牧地先已有人承佃，今不愿养马，遽然夺去，必致失所。） 其馀路并依此施行。臣窃虑诸路若有不便，必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挥。今诸路若有利害不同，许令申禀州县；若抑令人户作情愿投状养马者，令监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后，永久无弊。”（《纪事本末》卷百九。案：马氏《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绍圣三年，始行给地牧马之政。民受田一顷者，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所养之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倍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