曷言乎绘图以兴水利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客或语余曰：英吉利纵横数百里国耳，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国用愈足。中华无是，故贫。其言韪矣。虽然，近将弃之，奚论乎远？
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余万顷，［注，《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为数转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亩法无确据，未可遽加比较。至汉以下，历代垦田数多少悬殊，杜氏谓史失实者近之］种稻之田半焉，其余岂尽不宜稻哉？职方氏宜稻之州七，今仅存荆、扬，亦后世百度废弛之确证也。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注，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樽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偻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戽，远水者难戽，［注，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茔左侧有田数十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