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两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继承派和发展派。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的最彻底，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认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就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经典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呢？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的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圣人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我们学习诸子的学术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传统的东西还是后人创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场的是荀子。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属于创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体系。
荀子自称继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家传统，不同意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等人的学术观点。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不用礼法去约束，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他将孔子“礼”的思想，向自己“法”的观点转变，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里，用两段话介绍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荀子名况，尊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齐国有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为年高望重者、最高职务做到学宫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霸道并重的高度。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虽然有许多大思想家，但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却难以实行；淳于髡，非与他相处日久，才能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田骈等名人都已在齐襄王时代就死了。此时的荀卿最年长、资历最深，故被视为宗师。后来，齐国有人毁谤他，荀子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不几年就去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荀子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鄙视亡国昏乱的君主，认为他们不走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这一套迷信的把戏。于是综合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编著了几万字的文章。汉代流传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删订定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著名的“劝学篇”，就是其中之一。
杨雄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
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博学多才，年长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期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杨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见不到了。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目前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