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揜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
“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输粮违期及移易者，坐法当诛。太祖曰：“四川水陆险峻，输輓良难，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两取便利，求无逋欠可矣，岂得遽论以死？甚非爱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给道理费遣还。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给赐。税粮未足者，令就本处输之。”
赏罚
甲辰三月辛未，太祖御西搂，有军士十余人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太祖谕之曰：“尔从我有年，尔才为勇怯，我纵不知，将尔者必知之。尔有功，予岂遗尔？尔无功，岂可妄陈？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赏。尔曹不见徐相国耶？今贵为元勋，其同时相从者犹在行伍，予亦岂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过人故也。今尔曾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国家名爵乌可幸得耶？尔曹苟能绳渑勉立功，异日爵赏我岂尔惜？但患不力耳！”于是皆惭服而退。自是无有复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赣州，军还，太祖御戟门颁赏，劳之曰：“将军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自岭以南，望风降附。是能奉扬威武，克定邦家。报功之典，予奚敢后？今锡以布帛、文绮，用彰厥功，以答三军之用命。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将军其奖率三军，更图后举，茂建伟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将军其勖之哉！”遇春曰：“臣奉主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太祖善其对。
吴元年九月辛丑，平吴师还，论功行赏。太祖谕诸将曰：“自兵兴以来，天下豪杰纷起，予将兵渡江，赖上天之灵，将士之力，拓地开疆，削平敌国。如陈友谅兵众地大，已先摧灭，张士诚兵强积富，今亦就擒。非尔将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论功行赏，以报劳勚。如王国宝等殁于王事而不得与，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尔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将乎！但从军在外，与经营布置在内者任虽不同，其劳则一。冯宗异留守京城，军府之事，独任其劳，亦宜受赏。然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须努力。”达等顿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获成功，敢不益尽心力，以图尺寸。”明日，达等入谢。太祖语之曰：“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太祖曰：“吾宁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闻。太祖命召数人亲问之，曰：“悉得其情。”乃责恕曰：“御史，耳目之官，当与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为称职。今尔为御史，不能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于无辜，朝廷耳目将何赖耶？”于是尽释其人，以恕下交。原吉等能不敢蔽聪明，赏彩币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乙丑，太祖召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各赐交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谓之曰：“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则归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勋劳，故有此赐。”达等谢曰：“臣等赖陛下威灵，获效微劳，岂足齿录。而宠恩屡降，何以当之？”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况卿等开国之臣，其章大矣，故赐以此，不为过也。”
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捌里麻民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买的不从，着沙、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本卫以其事闻，请赏之。太祖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兄弟者，告之不从，执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获牛马给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太祖谓侍臣曰：“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赏以当功，上不为德；罚以当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侍臣对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长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太祖谕礼部臣曰：“人若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用私罚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书言申明善恶以劝惩天下。太祖览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恶恶，人之常情，彼上书者言此，亦知为政之道。夫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数年以来，有司奉行不谨，致令废弛，甚失劝惩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宽赋
吴元年正月戊戌，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弊，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时霖雨，其喜当何如！”太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租赋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