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于陈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注以颂声不作为亡，朱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为亡，郑诗谱曰，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谱疏引服虔云，风不称周而称王者，犹尊之，犹春秋王人列于诸侯之上，在风则已卑矣，范宁梁集解序曰，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作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陆德明谓平王东迁，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孔颖达谓王爵虽在，政教才行于畿内，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也，风雅系政广狭，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据此数说，降王于国风而雅亡，其说不始于朱子也，而宋人说诗亡多兼风雅言之，苏辙曰，诗止于陈灵，而后孔子作春秋，吕祖谦曰，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犹懔懔焉，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王应麟曰，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懔懔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霸，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以作与，据此数说，是诗亡兼变风言之，而变风终于陈灵，去春秋始于隐已远，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变雅与王国民风，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谓东迁而雅降为风，则春秋胡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观抑诗作于平王三十余年之后，彼都人士王风皆作于东迁后春秋前，故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盖东迁之初，卫武公与晋文侯为王卿士，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蛮方，王纲尚未解纽，列国陈诗，庆让之典尚存，及卫武晋文俱殁，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下逮陈灵，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观齐风终于襄公，唐风终于献公，而桓文创伯反无一诗，则知桓文陈其先世之风于王朝，而卫终于木瓜，美齐桓者，亦齐伯所陈，以著其存卫之功，秦之渭阳，曹之候人，皆与晋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词，秦之驷铁无衣，又有勤王之烈，陈灵株林则楚庄存陈之盛举，而郑则二伯所必争，盖亦伯者所代陈矣，虽有伯者陈诗之事，而无王朝巡守述职庆让黜陡之典，陈诗与不陈何异，岂能以伯者虚文当王者之实政乎，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郑谱以王风居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复以列国之变风为存亡也，锡瑞案魏说近通，但孟子云，王迹当即车辙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师不陈诗，则虽有诗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与王者之迹封举，似犹未合，以变风为伯者所陈，说迹近理，但齐晋之伯，乃天子所命，楚庄之伯，非天子所命，楚与周声教隔绝，陈灵株林之诗未必为楚所陈，且三家以燕燕为卫定姜送妇之诗。坊记注释文曰，此是鲁诗。又在陈灵之后，据毛诗则变风终于陈灵，据三家则当云变风终于卫献，而三家之说多不传，或更有后于卫献者，尤未可执变风终于陈灵以断之也。
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
今古文多异，三家诗与毛诗尤多异，姑举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三家皆主感生之说，生民疏引异，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列女传曰，弃母姜原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覆之，乃取置寒冰之匕，飞鸟伛翼之，姜原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诗云，赫云，赫姜原，共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谓也，又曰，契母简狄者，有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刘向所引盖鲁诗，褚少孙补史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原，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即生后稷，姜原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原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孙事博士王式，由是鲁诗有褚氏之学，所引诗传乃鲁诗传，与列女传正同，索隐以史所引出诗纬诗疏引河图云，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苍耀稷生感迹，昌苗与云，稷之迹孔，契握云，玄鸟翔水遗卵流，简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原游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齐诗与纬候多合，则亦与鲁诗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蚕玄鸟卵生契，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义故异义，以为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也，异义又引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案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郑君曰，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者怪，锡案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郑君兼取二义为调停之说，此其说亦有所自来，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缪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见其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褚少孙两言之，巳与郑意相似，当时毛诗未出，所谓诗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原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源，为帝喾元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又在褚少孙之先，若三家诗义实不如是，据褚先生所引诗传及刘向列女传，皆不云简狄姜原有夫，亦不云为帝喾妃，且列女传言稷契之生，皆当尧之时，则简狄姜原不得为帝喾妃甚明，此等处当分别观之，不得以史记杂采古今，见其与毛传不同，遂执以为三家今文义如是也。
论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毛诗与左氏相表里，故左氏说圣人皆有父，毛诗亦以为有父，毛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为有父不感天之义，郑笺云，姜原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郑以为有又感天之义，锡瑞案以诗义推之，毛传必不可通，帝既弗无子，生子何又弃之，且一弃再弃三弃，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诗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实有神奇，必不自诬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铺张生育之奇，乃至连篇累牍，孙毓谓自履其夫帝喾之迹，何足异而神之，其说甚通，马融知毛义不可通，强为遗腹避嫌之说以解之，王基马昭已之矣，近人又各创为新说，有谓帝为帝挚，诸侯废挚立尧，姜原避乱，生子而弃之者，有谓先王如达，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异而弃之者，有谓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弃之者，有谓后稷呱矣，可见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弃之者，纷纷异说，无一可通，即解生民诗可强通，而解玄鸟长发宫三诗皆不可通，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契生于乌卵甚明，若但以为玄鸟至而祀生契，何言天命，又何言天命玄鸟，作此诗者近不辞矣，长发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列女传高诱吕览注引皆无帝字，诗称有不及其夫，自不以为帝喾，则契非帝喾所生甚明，郑解帝为黑帝，不如三家本无帝字为更明也，若宫诗义尤昭著云，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称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强解之，宫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强解，故毛传云，上帝是依，依其子孙，此不得已而为之辞，与诗上下文不相承，笺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凭依，其解经甚合，后人乃疑不当侪姜原为房后，拟上帝于丹朱，不知周鲁之人，作诗以祀祖宗，叙述神奇，并无隐讳，何以后人少见多怪，必欲曲为掩饰，依古纬说，自华胥生皇羲，以至简狄姜原，皆有感生之事，许君异义早成，说文晚定，异义从古文说，说文仍从今文云，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盖帝王之生，皆有神异，岂可偏执一理，以为必无其事，且据诗而论，无论事之有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如必断为理之所无，则当起周鲁与宋，商颂，宋人作，见后。作诗之人，责以诬祖之罪，不当谓三家说诗为误，责以诬古之罪也，古文说圣人皆有父，以姜原简狄皆帝喾之妃，如其说，则殷周追尊，自当妣祖并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原之庙，不祀帝喾，生民等诗，专颂姜原有之德，不及帝喾，仪礼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说，稷契皆有父，而作诗者但知颂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兽乎，戴震曰，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原本失实之词，从以传会周人喾为共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原，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原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学者试取诗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诗断然当从三家，而不当从毛传，郑笺以毛为主，而解四诗从三家不从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故其解生民亦从郑不从毛，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读书精审，知不如此解诗不能通也，论衡奇怪篇怪篇云，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Ι母吞燕卵而生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原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为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与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时禹Ι后稷之母，囗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汉时通行今文说，仲任不信奇怪，故加诘，其诘之语，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锡瑞尝谓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