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拳，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拳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右说三坟五典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古文尚书》者，即孔忠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子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古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右说《尚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右说《春秋》。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右说《左传》。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右说《史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灵。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书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乃《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经五六年乃就。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右说《汉书》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于单、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思安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兴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右说《后汉书》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草而罢。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右说《三国志》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
晋江左史官，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右说《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