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此其尤亲于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余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宰之闲，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于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余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闲，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是。人情进取，岂忘之于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于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于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
又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所谓末者，吏部条章，动盈千万，刀笔之吏，辨析毫厘，节制抢攘，溺于文墨；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臣以为始造簿书，以备用人之遗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于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与主簿，从主簿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大略如此，岂不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侍郎为贤，必不授以职事；尚书、侍郎既以贤而受委，岂复不能知人？人之难知，虽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则执以格条，贵于谨守，幸其心能自觉者，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专固者，则亦一人不拔。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于不变。变法甚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以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今若刺史、县令精核其人，即每年当管之内，应有合选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后送台，台又推择，据所用之多少，为州县之殿最，一则州县慎于所举，必取入官之才；二则吏部因其有成，无多庸人干冒。纵有不任选者，谬起怨端，且犹分谤于外台，不至諠哗于南省。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岂多士若斯，盖渝滥至此。而欲仍旧致理，难于改制，只益法之烦碎，贤愚混杂，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之所叹息也。
又天下虽广，朝廷虽众，而士之名贤，诚可知也。若使毁称相乱，听受不明，事将已矣，无复可说。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而不以次用之，则是知而不为，焉用彼相。借如诸司清要之职，当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阙，时或以下等叨进，以故时议无高无下，唯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上善则守志而后时，中人则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进人，士子亦以修名获利，而利之所出，众则趋焉。已而名利不出于清修，所趋多归于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变而至阿私；其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斯并教化渐渍，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际，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谬干。夫士必刻意修饰，思齐日众，刑政自清。此皆兴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
王者官人，必视国之要，杜诸户，一其门，安平则尊经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
夏、殷、周选士必于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进，是以诱人也无二，其应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诸侯异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说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于是下令：非战非农，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高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经博士弟子，虽门开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岁，务立功名，锐意四夷，故权谲之谋设，荆楚之士进，军旅相继，官用不足。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设险兴利之臣起，番系、严熊罴等经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官者徇私，上下并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惨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作，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而法先王之术，习俎豆之容者，无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于学，游于学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时，霍光问人疾苦，不本之于太常诸生，征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于东汉，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术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于东汉，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节之徒众。无何，汉氏失驭，曹魏僭窃，中正取士，权归着姓，虽可以镇伏甿庶，非尚贤之术，盖尊尊之道。于时圣人不出，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洎乎晋、宋、齐、梁，递相祖习，其风弥盛。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谈庄周、老聃之说，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于耳。撮群钞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于当时，而不达于从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书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诗赋之义，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夫古者以勋赏功，以才莅职，以才莅职，是以职与人宜；近则以职赏功，是以官与人乖。古者计人而贡士，计吏而用人，故士无不官，官无乏吏；近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故士无官，后魏羽林士，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吏扰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诸侯，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举任。当乎汉室，除保傅将相，余尽专之。州县佐史，则皆牧守选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诸侯牧守之事也。然则主司之所选者，独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属耳，岂不寡哉！所选既寡，则焉得不精！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耶？时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备详之。
又曰：
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长，长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职，职与人相宜，而功与事并理。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选之也略，其使之也备，一人之身，职无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责冉、季以文学也，何其谬欤！故人失其长，官失其理。
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孔子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墨曰：「古之为官，代守其业，朝夕思之。一朝失业，死则及焉。」是知业不代习，则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刘氏代扰龙，籍氏代司人，庾氏、库氏代司出纳，制氏代司铸钟，即其事也。至后代，以代卿执柄，益私门，卑公室，齐夺于田氏，鲁弱于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复代业之制，医、工、筮、数，其道浸微，盖为此也。
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骥捕鼠，令鹰守肉：骥之捕鼠，终不可获，而千里之功废矣；鹰之守肉，死有余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者先择木，然后拣材；理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守人。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
昔三代建侯，与今事异。理道损益，请自汉言之。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于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于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