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阙）书之旨亦隐而弗彰，不亦过与！妄夫目春秋为朝报，而春秋隐；愚夫尊之过高、求之过深，而春秋愈隐。然则春秋一经，有不亡于妄且愚之目者几希！故诸经之亡，皆亡于传注，而春秋为尤甚。何则囗一经而有三传焉，又多乎哉！彼三传者，皆汉以上之书也，今之学春秋者，有离于三传者乎囗有不求三传之异同，即以为毕春秋之能事者乎囗愚谓不必求其异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传之异同者，事也，其是非，则心也，事可异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乱。公羊、谷梁闇于大义，纰缪滋多，不足深论，左氏书虽后出，事若先成，举世见其凿凿，率不敢于非议，间有卓识之士摘取而议之者，然终不出其范围，仍就其事以为论，而时形已见，方疑而忽信，此违而彼从，吾未见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则终是，非则终非，未有两岐于是与非之间者。尝考其书，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论，若其解经之语，大半纰缪，与公、谷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辞浮夸是尚，亦多失实，非果亲见当时策书而受经于圣人者。是以学者必宜舍传以从经，不可舍经而从传。韩昌黎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夹二氏，故言五传，今不传。诚哉是言也。囗自三传作俑以来，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书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后起俗字，执此一字以说春秋，先已误矣，而谓孔子尝执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执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据其所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数大端，而其事已毕，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尝屑屑焉如经生家着一书、执一例以从事哉囗呜呼！自例之一字兴，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无不以孔子自命矣。岂惟「惟」，中研本作「为」，今据北图本改。王与朱，执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难焉！若夫常事不书之说，实起于公羊，而唐宋诸解经者靡不奉为龟鉴。夫以为常事不书，则春秋所书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礼也、非法也，非礼非法必皆讥皆贬也，于是明明得礼者必以为非礼，明明合法者必以为非法，深文罗织，罔顾是非，每条必砌成罪案，使孔子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为刑书，为谤帖。嗟乎！谁毁谁誉之谓何，而诬圣人至是哉！由是竖儒自不知书，错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谓孔子假南面之权，行赏罚之典，黜陟诸侯，进退百职，以匹夫而为天子，虽以天子之尊，亦不难贬而削之，是乱臣贼子孔子躬实自蹈，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臣贼子乎囗诬圣灭经，罪大恶极。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国以该天下，犹曰「天子之事，非诸侯之事也」云尔。错解孟子一语，以致错乱孔子全经，则又三传之流弊至此为已极也。予用是发愤从事兹经，大破三传积习，而后起之邪说悉屏弗论，独摘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之言反复深思，求其「取义」所在。此从来诸儒所略而弗道者，虽以蠡测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则为「书法」。「书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二者为说，安在其为「书法」也。盖「书法」虽不同于「取义」，亦必断自圣衷，出自圣笔，学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别孔子之新意与鲁史之旧文，加诸标识，无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囗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