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大臣子弟
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第，为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内郑朗等十四人，谓之子弟。穆宗乃内出题目重试，落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阂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会昌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奏所放进士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子缄，监察御史杨收弟严，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敕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复试，落下三人，唯放杨严一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同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待郎韦琮考覆，敕放及第。大中末、令狐総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垣论滈干挠主司，侮弄文法，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
后梁开平三年五月，敕礼部所放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辖，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王祐摧进士合格者十人，陶穣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穣人谢，上谓侍臣曰：“闻穣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书复试，邴复登第。因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礼部具闻复试。至太宗以往，科额日广，登用亦骤，而上下斤斤犹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昿之子宗谔、参政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世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是也。
有人臣守法而自罢者。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欠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搢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静守道者旌耀，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是也而赵屼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以此为防，犹有若秦桧子熺、孙埙试进士，皆为第一者。至于有明，此法不讲。又入仕之涂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脐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惟闻一山阴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会试者，唐宋之风荡然无存。然则宽人仕之涂，而厉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宝二年，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之。遥与晋卿苟媚朝廷，又无廉洁之操，取舍偷滥，甚为当时所丑。有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特升甲科。会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遂贬遥为武当太守，晋卿为安康太守，复贬倚为淮阳大守。诏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或托于诗赋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杅、起居舍人张烜、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皆贬官岭外。
《石林燕语》曰：“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果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穣、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己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禧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谢在杭《五杂俎》曰：“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与江陵诸子异矣。万历癸未，苏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公少同笔砚，至相善也，然苏取之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问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至两败，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北卷
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应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善骄骄”之叹也。
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
糊名
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好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贞元中，陆贽知贡举，访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学士梁肃，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迸士东都，吴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辞》，请以第一人处之，传》，此知其贤而进之也。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举进士，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罗隐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讥讽，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陈彭年传》言：“景德中，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纶参定，多革旧制，专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选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传》言：“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待，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山堂考索》同。盖昔之取士，虽程其一日之文，亦参之以平生之行，而乡评士论一皆达于朝廷。故《王旦传》言：“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苏颂之议，并欲罢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渐复两汉选举之旧。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为数百年之成法，无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后之人主非有重门洞开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张之矣。《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后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是进一不肖之人，考试之官皆有责焉。今则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无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败行之人而代为之追其罪也。
《容斋四笔》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韩文公《与词部陆员外书》曰：‘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问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迸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此四者皆可以当首荐而极论者，期于有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宏。尉迟汾、李绅、张后馀、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馀则王皆与谋焉。陆相待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按《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惨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三年，又放张后馀、张弘。皆与《摭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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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