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属，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考禁锢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也，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
《通监》：“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氏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未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妙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婚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这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