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国名。”《水经注》：“涑水又西南迳瑕城。”京相璠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解：“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解以河曲为河东蒲坂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郦氏注云：“《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诗》：“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肃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
《信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正义曰：“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焦瑕，盖是其二。
《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暇吕饴甥。”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九原
《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京陵”，师古曰：“即九京。”因《记》文“或作九京”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阳
《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氏谓：“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又谓：“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畾系}城。”是也。其曰：“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余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畾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苟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二十二年》传曰：“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
《汉书·地理志》：“钜鹿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水经注》：“低水东经肥{畾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
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弞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后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后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勣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后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
《旧唐书·崔神庆传》曰：“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此即《志》所云“两城之间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稀反。十一年，破豨，立于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
阙里
《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礼记》：“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鲁论》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是也。后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有邹人阙门庆忌”注云：“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
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挐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司马彪云：“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甽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记·齐大公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续汉书·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
索隐曰：“《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
《春秋·隐二年》：“宫人入向。”杜氏解曰：“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无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东海氶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
《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小穣
《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穣。”《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穣也，此听城者小穣也。《春秋》有言穣，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穣。”《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穣。”《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穣。”《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穣。”四书“穣”而一书“小穣”，别于穣也。范宁穣：“小穣，鲁地。”然则城小穣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穣城，即此鲁之小穣。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穣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穣城。”
泰山立石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
《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后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