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椽属公事往往加杖。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苟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批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
《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后，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澥，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后奏，则著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后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濛传》：“为司徒左西属。檬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则不独外吏矣。《南齐书·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往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囊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罚者，别繇犯件主心，非关常准。泰始、建元以来，并未施行。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人怀惭惧。乞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今日公谴拟杖之所自始。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
《南齐书·张融传》：“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憧斡杖不得出十，”《梁书·江蒨传》：“弟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虚杖也，故至于千；憧斡之杖，实杖也，不得过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斡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后数百人。统役僮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斡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为严切。《高允传》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言：“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而及其未世，则有如高阳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杀职官，唐邕之以录尚书而挝挞朝士。
押字
《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俗谓之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言：“得晋永宁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则晋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齐书》：“太祖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陆捶戏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北史》：“斜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神武乃指屋角，令识之。”《北齐书入厙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陈书》：萧引善隶书，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唐书》：董昌潜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今人亦谓之“花字”。《北齐后主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黄伯思谓：“魏晋以来法书，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后人花押盖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不知南北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言：‘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则战国时已有之，又不始于后世也。”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微还击维。至京师，帝御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人，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按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是则以亲署为押，己见于三国时矣。
邸报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酒禁
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周书·酒浩》：“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宾阝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之于后。弘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后，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妻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