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韩篇第二十九
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於国不加赏；不肖无害於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於鹿马。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鹿无益，马有用也。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
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无益之服，增无益之行，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烦劳人体，无益於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未必有贼於身体也。然须拜谒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故以旧防为无益而去之，必有水灾；以旧礼为无补而去之，必有乱患。
儒者之在世，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庠序之设，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废，道不可弃。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夫道无成效於人，成效者须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须不蹈者。身须手足而动，待不动者。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战所须待也，弃而不存，如何也？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此上化也，非人所见。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国也，兵无不胜，兵加於魏，魏国必破，三军兵顿，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阖门之士，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齐有高节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也，义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齐，以此二子解沮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同时诛之。韩子善之，以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诛之，无所却到；魏文侯式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韩子善干木阖门高节，魏文式之，是也；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善太公诛之，非也。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是韩子不赏功尊有益也。
论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虽全国有益，非所贵也。”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於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於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夫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谓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议欲废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张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礼之，高祖见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韩子为吕后议，进不过强谏，退不过劲力。以此自安，取诛之道也，岂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也。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犹草木异质，不可复变易也。狂谲、华士不仕於齐，犹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贪富贵，非时疾世，义不苟仕，虽不诛此人，此人行不可随也。太公诛之，韩子是之，是谓人无性行，草木无质也。太公诛二子，使齐有二子之类，必不为二子见诛之故，不清其身；使无二子之类，虽养之，终无其化。尧不诛许由，唐民不皆樔处；武王不诛伯夷，周民不皆隐饿；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魏国不皆阖门。由此言之，太公不诛二子，齐国亦不皆不仕。何则？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为也。夫人所不能为，养使为之，不能使劝；人所能为，诛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则太公诛二子，无益於化，空杀无辜之民。赏无功，杀无辜，韩子所非也。太公杀无辜，韩子是之，以韩子之术杀无辜也。夫执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诛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赏之乎？赏须功而加，罚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赏出仕未有功之人，则其诛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韩子是之，失误之言也。
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则视爵禄犹粪土矣。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则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贪，故能立功；骄，故能轻生。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太公遗此法而去，故齐有陈氏劫杀之患。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周公闻太公诛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类也，周公礼之，太公诛之，二子之操，孰为是者？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於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於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车，马无罢驽。尧、舜治世，民无狂悖。王良驯马之心，尧、舜顺民之意。人同性，马殊类也。王良能调殊类之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则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驯马也；太公之诛二子，宋人之刭马也。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马，宋人贼马也。马之贼，则不若其全；然则，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韩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贼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术与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韩子好恶无定矣。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犹岁不绝於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谓衰矣，任刑治政，乱而无功。甫侯谏之，穆王存德，享国久长，功传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乱终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后也，前任蚩尤之刑，后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国不能废德，治物不能去春。韩子欲独任刑用诛，如何？
鲁缪公问於子思曰：“吾闻庞扪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见。君问庞是子，子服厉伯对以其过，皆君之所未曾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韩子闻之，以非缪公，以为明君求奸而诛之，子思不以奸闻，而厉伯以奸对，厉伯宜贵，子思宜贱。今缪公贵子思，贱厉伯，失贵贱之宜，故非之也。
夫韩子所尚者，法度也。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於外，善恶有所制矣。夫闻恶不可以行罚，犹闻善不可以行赏也。非人不举奸者，非韩子之术也。使韩子闻善，必将试之；试之有功，乃肯赏之。夫闻善不辄加赏，虚言未必可信也。若此，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夫闻善不辄赏，则闻恶不辄罚矣。闻善必试之，闻恶必考之。试有功乃加赏，考有验乃加罚。虚闻空见，实试未立，赏罚未加。赏罚未加，善恶未定，未定之事，须术乃立，则欲耳闻之，非也。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於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子闻而非之曰：“子产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参伍之正，不明度量，待尽聪明、劳知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韩子之非子产，是也。其非缪公，非也。夫妇人之不哀，犹庞是子不孝也。非子产持耳目以知奸，独欲缪公须问以定邪。子产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闻定实；缪公亦不任吏，而以口问立诚。夫耳闻口问，一实也，俱不任吏，皆不参伍。厉伯之对不可以立实，犹妇人之哭不可以定诚矣。不可定诚，使吏执而问之。不可以立实，不使吏考，独信厉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韩子曰：“子思不以过闻，缪公贵之。子服厉伯以奸闻，缪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夫鲁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闻奸也？夫法度明，虽不闻奸，奸无由生；法度不明，虽日求奸，决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无衔，见马且奔，无以制也。使王良持辔，马无欲奔之心，御之有数也。今不言鲁君无术，而曰“不闻奸”；不言不审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韩子之非缪公也，与术意而相违矣。
庞扪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缪公贵之。韩子非之，以为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无礼，顺情从欲，与鸟兽同，谓之恶，可也，谓奸，非也。奸人外善内恶，色厉内荏，作为操止象类贤行，以取升进，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为恶，以取弃殉之咎乎？庞扪是子可谓不孝，不可谓奸。韩子谓之奸，失奸之实矣。
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择；烁金百镒，盗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设明法於邦，有盗贼之心，不敢犯矣；不测之者，不敢发矣。奸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则不须考奸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无奸者；使法不峻，民多为奸。而不言明王之严刑峻法，而云求奸而诛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专意於明法，而专心求奸。韩子之言，与法相违。
人之释沟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沟渠而缮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阏，其势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犹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奸，而非其不闻知，是犹不备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责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备也。然则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备溺不阏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韩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胜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胜，必矣。夫君犹火也，臣犹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奸，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第三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於径难以货财之利也？《易》曰：“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享利贞”。《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义，得安吉之利。孟子必且语问惠王：“何谓‘利吾国’”，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令惠王之问未知何趣，孟子径答以货财之利。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无以验效也；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齐王问时子：“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
陈臻问曰：“於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於宋，归七十镒而受；於薛，归五十镒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归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戒归之备乎！’予何为不受？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归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夫金归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时已贪，当不受之时己不贪也。金有受不受之义，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无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贪富”，引前辞十万以况后万。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於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受尧天下，孰与十万？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己不贪富贵，失谦让也。安可以为戒乎？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有士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子之爵禄。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则可乎？何以异於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也？”
夫或问孟子劝王伐燕，不诚是乎？沈同问“燕可伐与”，此挟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虽可伐，须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绝，则无伐燕之计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径应之，不省其语，是不知言也。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又问：“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害，见彼之问，则知其措辞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则知其极所当害矣。
孟子有云：“民举安，王庶几改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岂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轻之疾而后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则不去，而於后去之，是后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后不同？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嬖人臧仓毁孟子，止平公。乐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鲁侯，天也！”前不遇於鲁，后不遇於齐，无以异也。前归之天，今则归之於王。孟子论称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当遇於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在鲁则归之於天，绝意无冀；在齐则归之於王，庶几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议一在人也。
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间，王复追之，天命或时在三日之间故可也。夫言如是，齐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间，鲁平公比三日亦时弃臧仓之议，更用乐正子之言，往见孟子，孟子归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间，公见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孟子去齐，充虞涂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帝喾王者，而尧又王天下；尧传於舜，舜又王天下；舜传於禹，禹又王天下。四圣之王天下也，断踵而兴。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传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为天欲平治天下，当以五百年之间生圣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然则五百岁者，天生圣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圣？圣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犹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何谓数过？何谓“时可”乎？数则时，时则数矣。“数过”，过五百年也。从周到今七百余岁，逾二百岁矣。设或王者，生失时矣，又言“时可”，何谓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言“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同乎？异也？如同，为再言之？如异，“名世”者，谓何等也？谓孔子之徒、孟子之辈，教授后生，觉悟顽愚乎？已有孔子，己又以生矣。如谓圣臣乎？当与圣王同时。圣王出，圣臣见矣。言五百年而已，何为言其间？如不谓五百年时，谓其中间乎？是谓二三百年之时也。人不与五百年时圣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间必有名世者，竟谓谁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谁也？”言若此者，不自谓当为王者，有王者，若为王臣矣。为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当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齐，怀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问曰：“士无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世之学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食功也。”
夫孟子引毁瓦画墁者，欲以诘彭更之言也。知毁瓦画墁无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虽然，引毁瓦画墁，非所以诘彭更也。何则？诸志欲求食者，毁瓦画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则难以诘人矣。夫人无故毁瓦画墁，此不痴狂则遨戏也。痴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戏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共得利之事，以作此鬻卖於市，得贾以归，乃得食焉。今毁瓦画墁，无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无利，固不为也；无知之人，与痴狂比，固无其志。夫毁瓦画墁，犹比童子击壤於涂，何以异哉？击壤於涂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戏，亦画墁之类也。博戏之人，其志复求食乎？博戏者尚有相夺钱财，钱财众多，己亦得食，或时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画墁之类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则孟子之诘彭更也，未为尽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谓御人以口给矣。
匡章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扶服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也。”孟子曰：“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弗居也。辟兄离母，处於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也，己频蹙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不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能为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鹅如吐之者，岂为在母不食乎？乃先谴鹅曰：“恶用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耻负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则不吐；不吐，则是食於母也。谓之“在母则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执不食於母，鹅膳至，不当食也。今既食之，知其为鹅，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鹅也，耻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负亲亲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又“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性，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是谓蚓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为廉洁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筑；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洁可也。或时食盗跖之所树粟，居盗跖之所筑室，污廉洁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复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屦纑易之，正使盗之所树筑，己不闻知。今兄之不义，有其操矣。操见於众，昭晰议论，故避於陵，不处其宅，织屦辟纑，不食其禄也。而欲使仲子处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闻目见，昭晰不疑，仲子不处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见筑者为谁，粟，不知树者为谁，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为太备矣。仲子所居，或时盗之所筑，仲子不知而居之，谓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后可者也。夫盗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盗宅中之槁壤，饮盗宅中之黄泉，蚓恶能为可乎？在仲子之操，满孟子之议，鱼然后乃可。夫鱼处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士，海非盗所凿，士非盗所聚也。
然则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与妻独处於陵，以兄之宅为不义之宅，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故不处不食，廉洁之至也，然则其徒于陵归候母也，宜自赍食而行。鹅膳之进也，必与饭俱。母之所为饭者，兄之禄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禄也。伯夷不食周粟。饿死於首阳之下，岂一食周粟而以污其洁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谓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当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天命也。
夫孟子之言，是谓人无触值之命也。顺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为得非正命，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颜渊早夭，子夏失明，伯牛为疠。四者行不顺与？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极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则比干、子胥行不顺也。人禀性命，或当压溺兵烧，虽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窦广国与百人俱卧积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广国独济，命当封侯也。积炭与岩墙何以异？命不压，虽岩崩，有广国之命者，犹将脱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当压，犹或使之立於墙下。孔甲所入主人之子，天命当贱，虽载入宫，犹为守者。不立岩墙之下，与孔甲载子入宫，同一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