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言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所谓理也；气质之性，所谓气也。在天曰理气：在人则曰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耳。而东原曰：“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又曰：“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又曰：“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气，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声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相亲相为治，则随感而应，为喜怒哀乐。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并《孟子字义疏证》）盖其意以为舍气质之外，更无所谓性。故曰：“孟子曰：如使口之于味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同上）又曰：“古人言性，不离乎材质，而不遗理义。孟子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离材质以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东原集·读孟子论性》。有节文）东原不认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则亦不认有理与欲之分。曰：“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欲其物，理其则也。”（《孟子字义疏证》。有节文）又曰：“《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同上）夫理欲之说，即宋儒有疑之者矣。陆象山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又曰：“《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并《象山语录》）特是象山未如东原申欲而罪理，言之之益痛耳。东原曰：“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盖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时，异说纷起，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具，设此一法以强之从。害道之言，皆由外理义而生。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孟子字义疏证》）夫程、朱之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其意亦何尝不同于孟子。然而末流之失，高者空言性而忽于气质，卑者溺于气质而茫不知性为何物。其弊盖可睹矣。是故桴亭论之，习斋论之，今东原又论之。而程鱼门（名晋芳，江都人。乾隆进士。东原之友，亦治汉学者）作《正学论》乃谓：“近代一二儒家，以为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杨、墨上矣。”（见鱼门《勉行斋集》）意盖以讽东原者。此倘所谓言辩而不及，而知出乎争者耶（“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语；“知出乎争”，《人间世》语）？
东原既以气质即性，而欲与理为非二，则人何以有私有蔽，而私蔽又何由生？东原曰：“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孟子字义疏证》）是故强恕以去私，问学以去蔽，东原之所可也。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东原之所非也。其言曰：“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而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同上）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仁义充塞。人之饮食也，养其血气。而其问学也，养其心知。是以自得为贵。血气得其养，虽弱必强。心知得其养，虽愚必明。是以扩充为贵。君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动止应礼。竭其所能谓之忠，明其所履谓之信，施其所平谓之恕，驯而致之谓之仁且智。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君子未应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至而动，正而不邪以虞其伪。必敬必正，以致中和，以虞其偏，以虞其谬。戒疏在乎戒惧，去伪在乎慎独，致中和在乎达礼。精义至仁，尽天下之人伦，同然归之于善，可谓至善矣。”（《原善》）极不私不蔽之量，至于仁智，而约不私不蔽之功，始于忠恕。东原之说，于是乎为切近矣。此则其于讥诋宋儒之外，能自树立者也。
第十二回 彭允初 汪大绅 罗台山
当天下驰骛汉学之日，而有和会儒、释，明揭宗旨，自树一帜者，则彭允初、汪大绅、罗台山也。允初名绍升，号尺木居士，又号知归子。江南吴县人。祖定求，世所称南畇先生者也。允初以乾隆三十四年成进士。选知县，不就而归。大绅名缙，号爱庐。休宁人，居吴。终于诸生。台山名有高，号尊闻居士。江西瑞金人。乾隆三十年举人，出允初父芝庭（名启丰）之门。允初《叙汪子文录》谓：“予年二十余，始有志于学。其端实自汪子大绅发之。”又谓：“予之于汪子之言也，一以为创获，一以为固然。其不合者则希矣。持以示人，人莫测其所谓。独岁子台山见而识之，曰：是无师智之所流也。汪子既乐与予言，及见台山而大乐，遂乐与台山言，又乐与予言台山。其言台山也，不独赞叹而已，诋诃笑谑，无弗有也。其于予也亦然。时或与台山言予，诋诃笑谑，无弗有也。”（《二林居集》）观此，三先生论学之相契，可以见矣。然大绅、台山，皆先允初卒，而大绅年六十八，台山年才四十六（大绅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台山卒于乾隆四十四年）。允初撰次台山生平，以为《罗台山述》，称其所论说“华梵交融，奏刀砉然，关节开解”（《二林居集》）。今观台山《观生》之文，有曰：“物之争也以我，其忘争也以无我。我也者，器之景，昧性而妄有执者也。”实窃取释氏身器之说。而言命、言性、言才、言性，终归于《易》之观盥（《尊闻居士集》）。则信乎能华梵交融者矣。然不独台山也，允初曰：“吾于观艮二卦，见圣人之心法焉。《诗》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缉熙者，观也。敬止者，艮也。乾知大始，其观之所从出乎？坤作成物，其艮之所自成乎？是故观艮者，乾坤之门户也。《论语》体之为学识（默而识之之识），《中庸》标之为明诚，千圣复生，无以易此矣。”（《二林居集·读易》）非即天台之言止观乎？曰：“知至云者，外观其物，物无其物。物无其物，是谓物格。内观其意，意无其意，是谓意诚。进观其心，心无其心，是谓正心。由是以身还身，以家还家，以国还国，以天下还天下。不役其心，不动于意，不淆于物，是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二林居集·读古本大学》）非即华严之言理事无碍乎？然则所谓华梵交融者，允初又不啻自道之者也。抑三先生之于佛也，不独究心宗（禅）教，（天台、华严）而更归依净土。允初名其居曰二林。一梁溪之东林，高忠宪讲学之所；一庐山之东林，刘遗民与远公结白莲社者也（《二林居集》有《二林居说》）。莲社实净土开宗之祖，此允初所以托意于此也。大绅有《读净土三书私记叙》（见《汪子文录》），台山有《无量寿经起信论叙》（见《尊闻居士集》），皆张皇净土功德。而大绅且以《易》理融通之，谓：“众生本来成佛，必以净土为归者何也？则以阿弥陀佛为万佛之师，《易》所谓大哉乾元。净土为阿弥陀所摄。《易》所谓至哉坤元也。乾坤合撰，万物之所以资始资生也。身土交融，众生之所以去凡入圣也。”夫自唐宋以来，儒者讲学，殆无不糅杂佛说者。然半皆曹溪法乳。用其明心见性之谈，以为明善诚身之助。至若发愿往生庄严极乐，未尝有道之者。岂非以其诞而不切于人事耶？然而禅宗之弊，空言参悟，而不事行持，恃其狂慧，往往堕堑陷坑，丧失身命。于是彼教古德，思以净土拯之。有明万历中，莲池大师（袾宏）住持云栖，力弘净土之教，缁素从化，盛极一时。故袁中郎（名宏道，公安人。万历进士，官终稽勋郎中。有《袁中郎集》）撰《西方合论》（见《净土十要》）即谓：“禅宗密修，不离净土。”由是彼教禅净并行，亦如吾儒之有朱、陆顿、渐两门，不能偏废。三先生由儒归禅，由禅归净，固亦机缘使然。然而其去儒益远矣。此戴东原《答允初书》所以谓其诬孔、孟亦兼诬程、朱也（《东原集》有《答彭进士允初书》。
三先生始皆有用世之意，而大绅尤为该博。允初之述大绅曰“慕大洲《二通》之作（大洲，赵贞吉也。其学出于王心斋，作《二通》未就，内篇曰《经世通》外篇曰《出世通》。见《明儒学案》），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之道。著《读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脉。”（《二林居集·汪大绅述》）今《二录》《三录》具存。自孟子、荀子，以及兵、刑家言，皆取而论之。而于宋之诸儒，则朱、陆外，尤好陈龙川皇帝王霸之学，谓其得文中子之粗，而以见之卓论之，已为汉唐诸儒所不到（《汪子遗书·二录·内王附陈》）。夫龙川，后儒所斥之为功利之士者也，而大绅取之，即其意可知矣。然作《准孟》则曰：“利害者，私说之所明也。其说曰：‘民命衣食者也。古者取之草木而有余食，取之毛羽而有余衣，衣食之涂宽，故争心伏。今者耕而食，耕者且未必得食；织而衣，织者且未必得衣。衣食之涂隘，故争心起。利事愈多，争心愈少；利事愈少，争心愈多。凡今之争，以愈少故愈多。不争，是无以为命也。然则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说之以利事愈少则愈争，固也。吾不谓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缘于争乎？抑知愈争则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万亩，十人均之，人千亩。仰事俯畜养老送终嫁娶之事，宽然足给。而且里党敦睦，通有无以羡资歉，不见谓少。贪黩者出，视所有欿然不厌，负强挟诈，侵冒兼并以自益。智力等者，利其然而效之。朴懦积愤不平，激发相助，胜负反复，互倾夺不可遽已。奇零断割，而千亩之业，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数睹矣。故曰少之原缘于争，而愈争则愈见少也。且说之，以愈少愈争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争，愈争愈少之分，而实未明于不争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亩，十人食之，不可谓不少。然人受十亩，终其身和其乡邻，食时而用节，即遇凶岁何至为沟中瘠矣。故曰不争不患其少也，争则将并无以有其少也，且将并无以有其命也。’”（《汪子遗书·三录》）反复于争利之害，而以仁义为公说。以为公说之行，则利泽溥，害端绝。是则大绅之功利，又非夫人之功利之见也。大绅说格物，引《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以为格物之证。而允初为文非之，谓是乃圣人开物成务之功用，非下学所有事（大绅《格物说》见《汪子遗书》。允初有《书格物说后》见《二林居集》）。夫以格物为开物成务，大绅之说格物，则戾矣。然其主开物成务之意，则大绅所以过于允初者也。允初所著，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大绅所著，有《汪子文录》、《汪子遗书》。台山所著，有《尊闻居士集》。允初卒于嘉庆元年，年五十七。
第十三回 洪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