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回陕，其中一项活动是参加重阳节长安雅集，重阳节是老人的节日，玉露金风，秋色正好，登临纵目，舒啸放怀，自觉其乐融融。宏谦同志今年八秩大寿，虽白发萧然，却声朗气清，谈笑风生，我也过了花甲，两鬓斑白，我们都迈入人生的秋天。从宏谦同志要办书展，我受到的启示是：一个人离开工作岗位而进入生命的秋天，仍有可为，仍会让秋天变得绚丽多彩。只要有乐观平和的人生态度，有自己的爱好追求，当然不一定成名成家，却都会得到慰藉，感到愉悦。这就是令我感奋的原因。
祝宏谦同志继续在书艺的追求中感受人生的美好，体验艺术的魅力。
2010年“王宏谦书法艺术展”序言
珍藏的记忆
王焕朝同志从西安打来电话，说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编印的《调研与决策》内刊，已刊到第1000期。他认为这很有意义，拟请一些与这个刊物有关的同志写点东西，以资纪念。我与焕朝十多年未见面了，从他急切而激动的口气里，我充分体会到这位现任主编的心情。整整1000期，确是难得，总结回顾，以利今后，自然是好事，我即表示赞成。他接着“请君入瓮”，让我也写几句，于理于情，我是不好推辞的。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我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即参与《陕西情况》内刊的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甫一召开，省委就专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后改为“省委研究室”），省委常委、副秘书长朱平同志兼任主任，我则随着《陕西情况》到了这个新建的部门，也成了研究室最早的人员之一。这时《陕西情况》改为《陕西通讯》，不只刊名改易，刊物的主旨也略有变化，而后又创办《调查资料》，专登调研报告、政策探讨，甚至理论研究的文章，例如朱平同志主编的《调查研究概论》一书，各章就先发表在《调查资料》上，当时主要是想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
我于1992年工作调离，至今十有四年，这期间省委研究室与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刊物也进行了整合，变化是不小的。现在刊名叫《调研与决策》，我以为更为明确，既突出研究室的工作特点——调研，又明示了为决策服务的宗旨。这些年的刊物我虽未拜读过，但是建功、士秋、改民、会民等都是很优秀的领导者，研究室的工作卓有成效，相信这个刊物在延续已有特点的基础上，会比以前有更大的提高。
1000期的刊物，从一个特有的角度，见证了陕西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特别重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调查研究摆到重要位置，因此各级政策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专刊调研成果的刊物就承载着重要的任务。这里有情况的反映，有典型的剖析，有政策的建议，也有不同观点的争鸣。这份刊物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和陕西的发展、建设结合在一起，关注的是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服务于省委的重大决策。
1000期的刊物，也记录了研究室许多同志成长的过程。《调研与决策》虽也刊登室外作者的文章，但主要还是研究室同志的成果。写好调研报告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理论政策水平及相关专业知识。研究室有一个好的传统，即鼓励大家多搞调研、多写文章，领导同志不仅自己带头，做出样子，而且满腔热情地支持年轻同志，帮助修改。一些年轻人在迈进研究室时，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调研，怎么写调研报告，但经过多年的磨炼，渐渐地成熟了，写出来的东西像样了，也成了工作的骨干，甚至在某个方面摸到了门径。调研报告不只是个文字功夫问题，它反映的是作者的综合素养。我想，许多人离开了研究室，仍然对其怀念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室哺育了他，他在这儿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益，同时在此贡献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这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一份又一份已成历史的刊物，它记载的不只是一项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围绕它的编辑印行，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我离开陕西之前的十多年里，许多领导和同志都为这个刊物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不由得想起朱平同志的仁厚，玲生同志的认真，金铭同志的敏锐，云岳同志的多才，姜桦同志的谦和，瑞云同志的沉稳，国虎同志的刚直，以及先后负责过刊物的吴成功、李慎思、廉洁之、高建基、宋昌斌等同志。大家亦师亦友，兢兢业业，团结共事。今天有的已经作古，有的退出工作第一线，有的则远在天涯，但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
《调研与决策》的主编王焕朝同志是秦兵马俑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他常与人谔谔争辩而又充满自信。我想，对于一个主编而言，这或许是基本要求中的重要的条件。有研究室领导的支持，有焕朝同志的努力，这份刊物肯定会越办越好。
原载陕西省委研究室《调研与决策》
2006年第4期，总第1000期
故乡情缘
澄城县是我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从1975年离开澄城到外地工作，算来已整整三十四年。三十四年，从渭南到西安，从北京到青海，从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岗位的转换，时光的消磨，自己也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小伙，变为两鬓苍苍的花甲老人。游子在外，离澄城也越来越远，所幸的是，因多种原因，我与县上一直有着联系。
我是在县上参加工作并工作过五年；此前又在村里劳动过一年，公社当社办干部约一年。时间是1968—1975年。我对中国西部农村与农民的了解，对村乡干部的认识，对县级政权工作状况的熟悉，大致都是在这一段获得的。在我人生起步的阶段，这个经历和实践是可贵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澄城地处渭北旱原，经常缺水，张宏图当县委书记时，在西社搞户户打旱窖的试点，省上总结推广过。县上山川沟壑多，曾经是旱原小麦试验的研究基地，在“农业学大寨”中也风光过。地下煤炭储藏丰富，“澄合矿务局”竟然比县政府的级别还高，这在上世纪70年代，使我感到很惊讶。只知道三眼桥的硫磺能出口，三翻饼是食品中的名产，其他的印象则不很深。当时吃饭是大问题，记得下乡吃派饭，常有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人们工资普遍不高，县“革委会”食堂每周吃一次“碗子”，三毛钱一个，算是改善生活，一位由西北局下放来的十二级干部在县上当领导，一顿饭竟然吃了两个“碗子”，一时轰动机关，引起干部的羡慕和议论。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澄城县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县办工业的发展。最出名的是澄城卷烟厂，其收入占了县财政一大部分，还有电石厂、电子厂等。我的同学老庞在电子厂当厂长，开发了好多新产品，有的在全国还有影响。农村政策好，农民种粮有了积极性，吃饭不成问题了。这些都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令我意外的是，我们村子许多人从事药材的收购贩运，发了家，盖了新房，村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专业村。
但是有一段时间，县上的发展似乎也不顺利。原来的好企业，因多种原因，走了下坡路。县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原本摘掉了财政补贴县帽子，又赤字连连。这大约也符合了“道路是不平坦的”那句老话。但是继任的县领导没有气馁，知难而进，踏踏实实地干事，有了好的谋划，坚持不懈，几年下来，县上又恢复了生机，而且积蓄了迈出大步的能量。这些消息每每传来，着实令我高兴。惭愧的是，我长期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是所谓“耍笔杆子”的，对经济工作不甚了然，手中又无权，帮不了县上多少忙。
与县上的关系，准确地说是与县上文化部门关系密切起来始于十来年前，即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更多地注意到县上的历史文化及文化遗产，而这些部门的同志也常直接与我联系。此前我已知道澄城拴马桩以精湛的雕刻艺术闻名全国，这时又深刻地感受到家乡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这些年来，澄城县城的城隍庙神楼、精进寺塔以及刘家洼乡良周的秦汉宫殿遗址，先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头陶瓷烧制技艺、澄城刺绣，也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十多年来，《澄城诗词》每年出一本，坚持了下来，团结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难能可贵。澄城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应是“澄城博物馆”。该馆在装修过程中我去看过，我也很高兴地出席了开馆仪式。博物馆藏品丰富，展示陈列水平不俗，在我所见到的县级博物馆中，也是数得上的。经济是基础。澄城文化事业的发展，说明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更是县上领导对文化工作重视的反映，如果不重视，即使再有钱，也不会在这上面多投入的。
2008年10月，渭北的金秋季节，我应邀出席了“澄城全民创业博览会”。新一届县委、县政府2007年提出在全县开展全民创业活动，即“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县委吴书记热情洋溢的成果报告及蓝图规划，深深打动了每个与会的人。我观看了百姓创业技能大赛，对许多久违的传统民间工艺备感亲切。当我进入“全民创业成果展厅”时，第一个展室竟是我们村的，有药材、果品、面粉、油脂的加工产品，有的企业在渭北地区也排在前面。在这场博览会的高潮——单晶硅项目开工仪式上，我又碰见了一些左邻右舍，原来这个项目工地就在我们村。如此巧合当然更使我高兴。我对家乡也有了新的认识，感受到了“草根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也看到了澄城人民的实干精神，澄城的美好未来。
到北京十七年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从未把自己当作北京人，特别是带有浓重的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总使我时时记住自己的出处。那年陪同台湾的连战先生参观，他竟然听出我是陕西人。现在北京有多少澄城人？我不清楚。十五年前搞过一次澄城人聚会，不知是谁组织的，约有二百多，很多是青年学生。一般说来，澄城人性子倔，说话直，心眼实，颇见“澄县老哥”特点，平时互相走动也少，但对家乡却充满热情，能使上劲的，肯定会出力。
我在北京认识一些澄城人，有的还比较熟。初到北京，家住方庄小区。方庄真大，分四个园，我住芳城园1区12号楼，紧挨的11号楼是外交部宿舍，我的同村马先生一家就在这个楼。偌大北京，茫茫人海，比邻而居，甚至比在老家还离得近，这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况且我们两家关系素来友好，平时串门就是常事了。这个区的5号楼，则住着韦江凡老人。他是著名画家，以画马出名。我们只隔几栋楼，两家也来往。他乡遇故人，韦老总会谈些往事，谈澄城的过去，谈被人骗去画作后的无奈和气愤，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芳古园住着国家烟草局的张司长，后当了副局长，老家澄城，虽然自小生长在外地，但对澄城烟厂的支持绝对不遗余力。芳群园则有一位原冶金部的老乡，冯原人，办事有激情，经常组织一些乡党的活动。
记得好像是1993年，在澄城当过宣传部部长、后任北京某出版社老总的老南，在一次聚会时，带着一本名叫《骚土》的小说，惊诧于其语言之似曾相识，我看了一段，不禁称奇，那是地道的澄城西北乡方言！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作者老村，他是刘家洼人，以后我们常有来往。虽然有人感到他留的胡子有点怪，但他绝对是一位当今难得的极有才气、极能吃苦、也极其传统的文人，蛰居在京郊东北的一个偏僻地方，靠笔耕养活着全家。
我曾去拜访过原国家经贸部的郑拓彬部长，也一起吃过几次饭。我们里庄村的郑户人家，就是从郑部长的村子店头迁过来的，两个村相距不过三四十里，但过去在我的想象中，似乎相当相当的遥远。据说当年搬来是三户人家，而今已是三十来户。“文革”前每年的春节、清明，郑户都派代表去店头祭祖。有一次吃饭时，郑部长说，其实咱俩是一个辈分。他是“新”字辈，以为我名字中的“欣”是“新”字。其实我的“欣”原为“鑫”，1975年调渭南工作时才改的。“新”字要比我高两辈。也可见到了我这一辈，起名字的规矩就少多了。郑部长为澄城烟厂做了很大贡献，澄城人至今仍很感念。
古往今来，人们思念家乡的感情是一样的。约在一千七百年前，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得秋风起了，便想到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澄城的名吃是什么？我想，水盆羊肉当推第一。西北人都爱吃羊肉，但各地做法不同，味道也就有差别。澄城是茴香煮肉，汤色清亮，再加上拌着油汪汪辣子的羊杂碎、香喷喷的芝麻烧饼，味鲜，清爽，令人百吃不厌。水盆羊肉十多年前已落户西安，现在更是风靡古城。虽然如此，澄城人却说，还是本县的味道正宗。张翰是秋风起时才想到家乡的美食，我则是不分四季，不管起什么风，只要一说到回老家，首先就想到水盆羊肉。有这个想法的，肯定不在少数，谁叫我们都是澄城人呢！
原载《澄音京韵》2009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