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参加笔会或讲课，常有人问及当初创作的动机，我便如实回答：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在我创作状态最好，陆续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却从文学创作的路上退下来。别人不解，问及此事，我一笑了之。如果让我回答，我依然会说，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幻想成为我创作中的一部份。用幻想填补精神的空虚，用无聊的幻想摆脱自己的无聊。我知道，生活中不能没有幻想，但不能在幻想中生活。
人生在这个社会，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
我是从农村混上来的，深知农村青年为改变自己命运而付出的代价和心情的迫切。
在20世纪80年代，我正处在文学创作的痴迷壮态，常为没有一块清静的环境而苦恼。当我先后在《花城》、《雨花》、《飞天》、《青春》等刊物陆续发表作品；1991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小说集《绿水悠悠》后，我突然歇笔，许多人大惑不解，对我的指责贴上留恋官场，贪图安逸的标签。
歇笔源于失望。
我知道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友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倾诉心中的烦恼，寻找精神的寄托，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这些皆是文学创作的动力。
1984年，沛县供销总社要编《供销社志》，县供销总社在全系统挑选编社志的人员。当时，我在龙固供销社干临时工。由于我喜欢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颇有些虚名，在那个小范围内，被人称之为“秀才”。正因为如此，最后，我被抽调到县供销社，担任《供销社志》的主编。经过一年的努力，《供销社志》编撰完成，其他人陆续回家，我却被县社留下来安排到秘书科。那时，进这样的单位，莫说农民工，就是工人身份也进不来。我之所以挤进来，靠的是所谓的文采。单位的领导多是从黄土地上摸爬滚打拼上来的工农干部，朴实能干、粗通文墨，但只要开会，必须有讲稿。这也是一个农民工能在行政机关呆下来的原由之一。
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供销系统正是兴盛之时，会议又多，给领导准备材料是我的主要任务，加上我又想搞点文学创作，于是，夜晚爬格子是我的常态。
在20世纪80年代，进县供销总社工作，对某些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特别是一个农民工。但我在工作中常有莫名其妙的孤独、孤立和失望。其身份的低下决定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工作的付出与得到的报酬多不相称，调资，奖金与农民工无缘。我每月拿43元的工资，常有乡下进城办事、游玩的亲戚朋友来单位看我，除去招待应酬，每月工资所剩无几。家中还有十多亩地，每到星期六下班后，要骑50里路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当时，交通不如现在方便，每逢刮风下雨，回家、进城则是一番体力的拼搏。
有一次回家，突然看见两个儿子坐在公路边的水泥台阶上等我。是妻子的唆使，还是儿子的期盼使然？当时心中不止酸楚，而是后悔，自己两手空空，竟没有给儿子带任何东西，哪怕是几块糖也好。此事已过去多年，至今仍难以释怀。
在80年代，文化馆会经常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吸引了不少农村业余作者。他们一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企图借文学创作之路，一跃龙门。现实是残酷的，最后，他们都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三更灯火五更鸡”，“无言独上西楼”的孤独寂寞，农村作者都能忍耐，但被人冷嘲热讽的清贫，则迫使他们在生存面前作出新的选择。
经济上的拮据，无法保持人格的独立，自古皆然。我向来不支持农村作者搞创作。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农村青年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文学创作是最不可取的一条路。文学的效应已远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篇成名，名扬天下，鲜花、美酒、地位、接踵而至。现在人心浮躁，钱字当头，价值取向已到了谈之令人心寒的地步。除了你的亲人、朋友、知己、政敌，还有谁再有读小说的耐心。有人说，现在写小说的人比看小说的人都多，这并不是戏言。农村青年与在职人员不能相比，在职人员有钱养着，小说发与不发，创作成与不成，衣食无虑。作为农村青年，你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赡养父母，扶养儿女是你的责任，靠的是孔方兄支撑，靠诗情、文采、浪漫是断断不行的。你殚精竭虑，冥思苦想，努力了半天，能否成为铅字，尚未可知。如果打工，几个小时体力的付出，足可换回全家一天的消费。
生活对命运无情颇富戏剧性的嘲弄，常叫人哭笑不得。
当年战国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游说失败，落迫归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发愤读书，“锥刺股，头悬梁，”成了至今劝学上进的典范。后苏秦任六国宰相，衣锦还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观之，喟然长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力富贵，盖可忽乎哉。”
古代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文学创作的独木桥本已异常拥挤，不挤也罢。如作为劳动后的精神寄托，尚可，如作为求生之道，却令人三思。
有位作家说，在中国，靠文学创作而养家，是文人的耻辱。此言令人感慨。
这是我停止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莫说发表作品，出版书籍，当个中国作家、世界作家又如何？千字30元的稿费与付出的心血远不能相提并论。何况，这样的殊荣不是每个作者都有的幸运。
1987年，我把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接到城里读书，以当爹又当娘的身份照管他们的食宿，避免因乡下教学质量差，误了他们的前途。为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我开始游走于一些当权者之间……在八十年代，农转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努力，我居然把全家的户口转到城里。也许是我的虔诚感动了他们的良知，也许我的所谓文采得到他们的青睐。
我在城里搞到一套房子，把妻子调到城里工作。此番折腾，在别人眼里，视为奇迹，其中甘苦，唯吾自知。多少年过去，当儿子们大学毕业进入国家机关，我虽身心疲惫，却更加意识到当初的决定是多么重要和明智。
从1996年后，尽管我和文学界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我再也没有坐在桌前构思文章的兴趣和耐心。十多年不写作品，同行说我懒惰，我也承认，细细想来，失去创作动力的根由是没有了生存的压力。
2008年，沛县成立了文学创作团，我在团里任副团长兼秘书长，负责编辑文学期刊《歌风台》。为了对文友们有个交代，我又重新拿起笔，谁知，我这一写，竟一发不可收。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十多万字的作品见诸于省、国家级报刊。尽管如此，我知道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创作会使我的生活充实，偶尔会有好梦出现，这就够了。有好梦做，总比无梦或者做恶梦好吧。
那就做个好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