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君宜的晚年写作
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韦君宜的文章，就想通过这种较为庄严的方式向她致敬：抱衰年废病之身，著“述往思来”之书，实在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尊敬的。而文章的题目，也是早就有了的；在我看来，借用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几句话里的六个字作题目，就可以很恰惬地概括她的反思性写作的文体特点和伦理精神。然而，几次下笔开头，几次搁笔作罢，——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并不多见。推究原由，也许是因为她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有一种令人因为“畏恶”和难受而不愿谈论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韦君宜，想起她的勇敢而犀利、坦率而真诚的写作。想起她就会有谈论她的冲动，就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对我来讲，她的严肃而沉重的写作，不仅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而且还有给人勇气、促人前行的力量。
一”事实加反思”VS“剪刀加浆糊”
在文学叙事和历史研究上，有一种极为常见的消极倾向，那就是，被动地依赖权威们的观点，被动地依赖固有的资料，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将这些观点和资料进行摘抄和编排，从而构成一种缺乏文学价值和历史学意义的叙事文本。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曾经从历史学的角度，尖锐地批评过这种模式：“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历史对于这种历史学家来说，不是去“首创性”地发现事实，不是对事实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意味着“重复别人在他以前已经做过的陈述。因此就只有在向他提供了有关他要思想、写作等等的主题的各种现成陈述时，他才能从事工作”。这种模式后来又被发展成貌似很具学术性的“鸽笼子方式”。所谓“鸽笼子方式”，按照柯林武德的阐释，就是指那些“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由于“厌烦于抄录别人陈述的工作，并且意识到自己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它们；他们常常发现创造出一种鸽笼子的体系把他们的学问安排在其中，就可以满足这种愿望了。这就是那些模式和图式的来源”。柯林武德所批评的这种叙事模式，缺乏独到的发现、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精神，本质上是平庸的、苍白的、依附性的；作为一种懒汉主义的叙事方式，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流行于几乎所有的时代，尤其流行于那种禁忌甚多、缺乏活力的文化环境里。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中，大量存在着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模式，大量存在着作为这种模式的精致化样式的“鸽笼子的体系”。矫正和解构这种叙事模式，正是新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的任务，——这种新型的叙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清醒的反思精神和自觉的启蒙意识。在文学叙事中，一些具有正义感、责任感的“老革命家”和“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作品，就具有改变风气和指示路向的意义，就属于那种值得效法和推崇的模式。
晚年是生命的黄昏，但也是精神丕变的重要阶段。当此时也，有的人，回顾来路，幡然悔悟，人性复归，良心发现，人格升华，智慧成熟，遂开始说真话，写真文，作真人，最终成了“两头真”的人，巴金、李慎之、王元化、李锐、杨宪益、周有光、邵燕祥、从维熙、牛汉、资中筠等，就属于那种越活越明白，越活越真实，越活越可敬的“真人”。有的人，则见自己日暮途穷，来日无多，便恣意妄为，倒行逆施，逞一时之痛快，留千古之骂名；另有一些人，虽不如此之甚，但却沦为越活越糊涂，越活越虚假，越活越可憎的庸人。
韦君宜就属于那种在晚年放下了面具和顾忌，写得很勇敢、活得很真实的人。韦君宜说：“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使人无法坦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忧患意识，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内在动力；通过对历史的还原和反思，而推动当代生活的进步，则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最终目的。她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摆脱了说假话的消极习惯；她不怕揭自己的伤疤，不怕露自己的丑。她的写作充满了尖锐的疼痛感，但也充满了对生活与真理的热爱。
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一切现实都是历史之子。谁若不了解历史，谁就无法看清现实。《诗经》中的《民劳》篇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作为“极左”政治历史的见证者，韦君宜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沉重的事实和真相，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变得成熟起来、文明起来，才不至于再蹈前人的覆辙。关于写《思痛录》的“念头”，她对自己的女儿说：“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交到你们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也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她还告诉女儿：“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她晚年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以往错误的正视、认识和总结，使社会更加成熟起来，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使国家和人民少遭一些劫难，少吃一些苦，少付一些不必要的代价。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韦君宜的叙事所依据的，不是虚妄的幻觉和任性的想象，而是切切实实的个人经验，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生活事象。而她的叙事方式，则是直接而坦率的，毫无吞吞吐吐、言不由衷的坏习气。这与那些循规蹈矩的“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方式，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也与那些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叙事态度迥然有别。如果说，“剪刀加浆糊”的叙事，必然是沉闷、堆砌、僵硬、躲闪、不诚实的，那么，“事实加反思”的叙事，就具有坦率、直接、平易、朴素、真诚的特点。韦君宜晚年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纪实作品《思痛录》，就属于后一类作品中的典范，就像公刘先生在《触人痛思的<思痛录>》中所评价的那样：“没有抽象的议论，没有泛泛的喟叹，甚至于没有重量级的形容词，全是些不兑水的干货，身经亲历的真人真事；有其可贵的是，作者把自己整个儿摆了进去，当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如今就怎么写，毫不遮掩，毫不躲闪。……无数错杂纷纭的事件，都通过作者本人这根主轴旋转展现，第一人称，第一视角，平实至极，简洁至极，亲切至极。我想，像这样一种朋友谈心似的叙述方式，多少也能给某类作者以些许启示罢。”
说得真是好极了！当代文学写作在文体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朴素和诚恳的价值，不会用家常的方式说人话、说老实话，总是爱摆花架子，爱故弄玄虚。在一些人看来，文学作品写得越是晦涩难懂，越是难以卒读，越是把读者忽悠得晕头转向，便越是高明，越是独特，越是具有文学价值。然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却不是这样，而是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那样：“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韦君宜的晚年写作，就具有朴素自然的特点，就接近于“沁人心脾”的境界。她的朴实无华的写作经验，很值得那些爱“装雅”和“媚雅”的作家虚心学习，用心琢磨。
二 关于“极左”政治的考古学叙事
在对“极左”政治的认识上，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将后来的包括“反右”、“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孤立地看作一个时期的错误，而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极左”政治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解放”以后“运动”接连不断？为什么恶的法则长期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些在延安整人的人（例如康生等人），到了北京依然身居高位，依然像过去那样疯狂地整人？后来的整人运动与以前的整人运动，是不是有着相同的道德密码和伦理法则？
过去和现在是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是一个“同条共贯”的整体，而不是毫无关联的两截；“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无非是“解放前”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正像著名学者丁冬所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抢救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冤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解放后政治运动的预演，许多老干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韦君宜就克服了那种通过切断历史来美化历史的习惯，痛定思痛，开天眼而观，通古今而观，终于从历史的角度，找到了悲剧发生的逻辑线索，找到了“极左”政治从昨天到今天一脉相承、从未断绝的精神关联。她通过还原性性的“考古学”叙事，描绘出了一条由“打AB团”，而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审干运动”、斗争王实味运动），而“反胡风运动”，而“反丁、陈运动”，而“反右”，而“大跃进”，而“反右倾运动”，而“文革”全面内乱的演进轨迹，解析了“极左”政治运动的复杂症候和漫长病史，揭示了隐含在它背后的原始密码。
根据可靠的事实来反思“极左”政治的酷虐和危害，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一个核心主题。她根据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极左”政治的异常性、非理性和破坏性。“极左”政治缺乏爱的意识和能力，对平等和自由等精神价值，缺乏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它怀疑普遍而共同的人性，对人性善缺乏信任；它习惯于对人群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和政治分类，常常根据一时的需要，根据站不住脚的理由，将一些人定为“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进而“打入另册”，予以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同时，将另一些人进行道德美化，赋予他们以优越的地位和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力。强调对抗，排斥宽容；强调斗争，排斥同一；强调一元，排斥多元；强调特殊，排斥普遍——这是“极左”政治最基本的人性观和政治理念。“极左”政治对人缺乏最起码的善意和同情心。如此一来，将好人当作坏人，将无辜者当作罪人，在“极左”政治那里，就是普遍发生的事情。
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许多人受到怀疑，成了“抢救”的对象。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一家人，包括老母和兄嫂全都入了党，母亲抛家别舍来到延安，哥哥则惨遭敌人活埋，而他本人更是一个极为忠诚的党员，一个极为老实善良的好人，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却被荒谬地打成了“特务”。
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极左”政治的法宝，也是“极左”政治最常用的社会动员方式和政治斗争手段。利用群众的盲从和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可以造成一种极度恐怖的氛围，从而最终达到有效地威慑并打倒任何斗争对象的目的。在“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恐怖氛围里，个体的人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状态。他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无论对谁“伸冤”，都必然是“无结果”的，因为，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感，正是“极左”政治所需要的，而成为被“冤屈”的人，则是“形势”所迫，甚至简直是一种无法推卸的政治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