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在驴圈墙上挂着半截铁轨。敲响铁轨是让家户里推碾倒磨的卸驴回圈，因为这轨声大都在早晨七八点钟敲响，所以学校里的学生写作文，大都这样写：“卸驴的钟声响了，我背上书包上学去……”尽管老师批评学生不能这样写，但学生们仍然驴我不分，好像不先写写村里这最洪亮的钟声，作文就开不了头，自己就没法上学一般。让老师熊怕了，学生只得换个角度去写：“一声‘卸驴喽’的喊声，惊得我放下饭碗，急忙挎上书包向学校跑去。”有一个孩子这样写了，别人就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作文里便充满了一片“卸驴”声。
人和驴真是很难分得那么清。就说驴倌儿王吉合吧，有好多人说他是驴下的，跟驴是叔伯弟兄，是头人驴，不过这仅仅是背地里的嘀咕，当着面仍夸他是驴群中跑出来的一个驴人，一个染上了驴脾气的人。
单说王吉合的长相，不值卦钱，就是额头上那七八道“深刻”，也没有多少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倒是他那红色饲养员和红色保管员的红色，让他瘦小的身躯高大了起来，黑黄的脸上放出了亮彩。你别小瞧这个喂驴的，他可是大队贫协会主任哩。再者说啦，驴倌儿也是官儿，管着三四十头毛驴，也够威风的。那年月，推碾倒磨，山村里都得用驴，没驴碾不出面，没面吃不成饭。驴方面的事儿，王吉合说了算，他不愿让你使，说驴病了、已派活儿了，气得你真想把他的丝瓜脖子给拧断，可那丝瓜是红色的，谁敢动。
说王吉合有家也没家，锅碗瓢勺在驴圈，吃喝拉撒睡在驴圈，连德智体美劳也都表现在驴圈里。说他没家不够准当，他确在父亲那里继承下了两间破平房，里面的固定资产有一盘土炕，一盘土锅台，一个圆篓子，三个瓮两个缸，以及多半片席子、少半片毡子。他在家的时候，老鼠串门还礼貌些，只是行走不稳重；从他搬走后，那些老鼠就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进进出出并旁若无人地寄住下了。
这院子五年前并没这么寂静，王吉合的弟弟王祥合经常丝弦梆子地唱着，兄弟俩儿也经常亲娘祖奶奶地骂着，所以这里还算是个热闹地儿。他们的爹娘死得早，谁也没想到吉合祥合兄弟俩还能跟屎壳郎滚蛋一样滚爬成了个人球球。
王吉合是个猴儿脾气，王祥合却是个大闺女性子，会做饭会缝补。祥合到了长胡子的年龄，看上了村里一个闺女，把心事儿闷在肚里却不敢吭声儿，连王吉合也不让知道。等人家闺女过了门儿，祥合在一天早上就赤着屁股跑到街上大喊小叫。王吉合把他弄回家穿上衣裳，他就骂吉合的爹娘，以后见了东西不管脏不脏就吃，见了女人不管是谁就撵着跑，疯得不透气儿。王祥合疯了一年多，后来清楚了些，高兴的时候也给做饭缝洗，不高兴的时候就骂他哥，他哥急了也骂他，好像不是一个祖宗，不是一个爹娘生的。
村里人说王祥合得的是色迷疯。色迷疯是喜欢女人，可王祥合是恨女人，女人都不敢到他家。他还疑心王吉合背着他找女人，只要王吉合一出门，他便跟在屁股后边。王吉合本来性子操蛋，不招女人待见，身后再跟上个疯弟弟，一晃四十大几的人了，又披了张红色的虎皮，把身上的零件儿都快捂出锈绿来了，却连个寡妇老婆也说不下。人们都说他是骡子骨头不留后，王吉合也自认为自家的坟头已经埋到地堾边儿，要绝户了。王祥合在一次疯傻起来一头扎进井里死了以后，王吉合就更没什么指望了。疯弟弟活着他还有块心病害着，去了心病倒觉得空空落落，喂上驴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把自己也归了公。平时除了秋夏把分到的粮食放回家里，再弄出些粮食碾磨吃饭外，王吉合就很少回家走走。院里少有人走动，便长出许许多多蒿草来。
生产队喂牲口的都是两个人，一个白天放驴一个黑夜值班，轮流进行。王吉合生性孤僻寡言，驴鸡巴甩了一样的脸，能拴住驴一样的嘴，要不几天不张嘴，要不一张嘴准能把你撅成几半截儿，把你噎得几天吃不下饭。人们并不想跟他搭伴，但饲养员这个营生实在太让人眼气了，除了自由，关键是能占点驴饲料的便宜，所以只好削尖了脑袋往驴圈里钻，捏着鼻子和他住一个屋睡一盘炕，还得看他的脸色，舔他的屁眼儿，顺毛拂捋他。王吉合是个独槽驴，不是踢就是咬，跟别人拴不到一块儿，而且他还在盛饲料的大瓮里做了记号，除了用粉笔沿着粮食在瓮壁上画一圈外，还要把粮食摊平并在上面薄薄撒一层灶里的柴灰，只要别人稍做手脚，他准能发现，发现了就去队长那里告状，往往一告一个准，就这样在他手里撤换了七八个饲养员，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王吉合说光我一个人就沾，队长觉得他一个光棍儿家也飞洒不了啥东西，从此就没给他配别人，于是驴圈便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