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我之所以欣赏《驴》，不是说老奎写了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的小说，也不是说老奎对小说创作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在我看来，老奎这部《驴》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他让我们于不曾见过的视角和内容，看到了另一个“文革”。
“文革”期间，“下放干部”和知青是被流放的两个知识群体。这两个知识群体“文革”期间“走向民间”，与延安时期完全不同。延安时期的走向民间，毛泽东是为让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实现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的“转译”。也就是要求他们通过向人民大众的学习，能够创作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而“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下乡，最主要的目的则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当“文革”结束，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回到城里之后，最急于表达的就是控诉自己在“广阔天地”的悲惨遭遇。这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共同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的“伤痕”中，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乡村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叙述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农民的苦难或者“贱民”的苦难甚至不被当做苦难对待。也正因为如此，“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没有留下像样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小说中，看到了中国农民“文革”期间的真实状态，我们被深深震撼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流行中国将近四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题材”小说，重新回到了“新乡土文学”。
现在，我要讨论的小说《驴》，作家老奎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来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部《驴》，是首发在他的小说集《赤驴》中的，又经扩充，变成了今天的长篇《驴》。当我第一次看到中篇《赤驴》的时候，我有如被电击：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书写的也是乡村中国“文革”时期的苦难，但它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还不一样。周克芹、古华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那时的乡村中国虽然距“五四”时代已经五十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发生。我们看到的还是老许茂和他女儿们不整的衣衫、木讷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颜，看到的还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无知，以及盘青青和李幸福无望的爱情；而《赤驴》几乎就是一部“原生态”的小说。这里没有秦书田，也没有李幸福。或者说，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参与。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饲养员王吉合、地主婆小凤英以及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等。这些个人构成了一个“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这貌似通俗文学的结构，却从一个方面以极端文学化的方式，表达了“文革”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
小凤英出身于贫下中农，但她嫁给了富农分子，也就成了“富农分子家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虽然没有飞黄腾达的诉求，但这一命名还会让她低人一等忍气吞声。为了生存，小凤英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偷粮食。但是这一次却让老光棍儿饲养员王吉合抓住了。小凤英不认账，王吉合不罢手，于是，小凤英只好答应让王吉合从她裤子里往外掏粮食。
（小凤英）说着就松开了裤腰带。王吉合大概是气蒙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手伸了进去，抓住一把玉茭往出抽时，碰到一团毛乎乎的东西，吓得他赶紧松开粮食把手抽了出来。
小凤英看王吉合吓成这孙样，就小声说：“吉合叔你是正经人，掏吧没事儿。”王吉合就又傻乎乎地把手伸了进去，小凤英就赶紧捏住他的手往那地方摁，王吉合也禁不住摸了几下，感觉出跟他从小孩儿身上看到的大不一样，知道已不是什么好看、干净的东西，却也不想住了手，一会儿就把小凤英鼓捣得不成人样儿了。于是赶紧顶上门儿，俩人到那边一个空驴槽里马马虎虎地来了一回。小凤英走时，除了捧走自家分的那堆土粮食，还到瓮里挖了两瓢好粮食倒进自己的口袋里。王吉合当时还在那边驴槽旁发愣。
此后王吉合便和小凤英不断发生这种关系。更为荒唐的是，每次完事后，小凤英都要按照“数字”从王吉合那里拿走一定数量的粮食或食盐。久而久之小凤英怀了孕。这件事情让王吉合颇费踌躇：他是一个光棍儿，有了骨血本应欢天喜地；但他又是县上的劳模，一个红色饲养员。这种事情一旦败露，不仅他个人失了名誉，重要的是大队、县上也不答应。当支书知道了这件事时，支书说：“如果让县里知道了，你的党籍保不住，我的支书也得免了，丢不丢人？现在听我的，你和小凤英的事，哪儿说哪儿了，说到这屋里为止，再也不能对第三个人说了记住没有？出了这间屋该怎么还怎么，就当啥事也没有。至于给不给小凤英挂破鞋游街，等你开完会再说。但我可告诉你，以后，特别是现在这关键时候，你绝对不许跟她再有问题了，记住了没有？”王吉合自是感恩不尽。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王吉合因欲火中烧，小凤英不在身边，他在与母驴发生关系时被母驴踢死。队长看了现场说，王吉合喂驴时不小心让驴给踢死了，说吉合同志活得光荣死得壮烈，他一心想着集体却落了个外丧。王吉合与小凤英的风流韵事也到此为止没了后话。
但是，小凤英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富农王大门将老婆小凤英告到了支书这里。支书用反动家庭拉拢贫下中农等说法把王大门吓了回去，但他让小凤英到他家里来一趟：
支书严肃地说：“你一个富农家的老婆勾引一个贫下中农，这是拉拢腐化革命群众，何况王吉合又是村革委委员，县里的典型，你这不是拉革命干部下水吗？光这一条就够你受了，再加上你用这个骗取生产队的粮食，更是罪加一等。”
小凤英用乞求的声音说：“王吉合也死了，你就饶了我们吧，大门说你不是已经答应要饶过我们吗？求求支书你了。”
支书见时机已成熟，便把小板凳往前移了移，坐到小凤英腿跟前，淫笑着说：“都说王吉合是骡马骨头不留后，我就不信他能叫你怀上孩子，我看看到底是不是。”说着伸出手就去摸她的肚子。小凤英急忙拨开他的手，喘着气说：“支书你不能这样，俺不是那种人。”支书笑着说：“你还不是那种人？咋把肚子也弄大了？”小凤英赶紧站起来说：“俺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要不是没办法俺也不。”
支书看小凤英很不识相，便站起来背着手说：“好好好，那咱就公事公办，你回去等着挂破鞋游街吧。”
小凤英瞧支书一脸凶相，便哀求道：“别别别这样，俺依你，可肚里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俺怕伤着了孩子，等生了孩子再，行不行啊？”
支书摇摇手说：“那就算了，你走吧。”
小凤英使劲抿抿嘴，狠狠心说“我也豁出去了”，然后走过去到炕上把裤子脱了下来，支书也很利索地把裤子一脱就要往她身上趴，小凤英赶紧用两手托着他的膀子说：“你轻点儿，你千万别使劲儿压我的肚子，啊，哎哟哎哟，轻点儿轻点儿……”
小凤英和王吉合苟且，是为了生存活命。小凤英主动献身，是因为王吉合掌握着喂牲畜的粮食。因此，小凤英与王吉合的关系，既是交换关系也是权力关系。如果王吉合没有粮食资源，小凤英不可能或者也没有理由与王吉合发生关系。王吉合虽然是个粗俗不堪的普通农民，但他借助掌控的粮食资源，毕竟还给小凤英以某种补偿，小凤英尽管屈辱，但在物资紧缺时代她渡过了难关。权力关系赤裸的丑陋，更体现在支书与小凤英的关系上。支书是利用自己掌控的公权力以权谋私，通过权力关系换取性关系。也就是今天说的“权色交易”。因此，“土改”期间对中国乡绅阶层、地主阶层的重新命名，不仅重新分配了他们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此后若干年的命运。“文革”期间他们的命运尤其悲惨，王大门、小凤英的卑微人生，由此可见一斑。“文革”期间权力的宰制不仅体现在支书明目张胆对性的索取，也体现在队长对粮食的无偿占有。王吉合为了掩人耳目，将给小凤英装有粮食的口袋放到一个草垛里，无意中被队长发现，他拿走了粮食却又贼喊捉贼：
“吉合叔你也不是别人，待我也不薄，我就告诉你实话，那天口袋里的粮食我吃了，也不清楚是哪个狗日的鼓捣粮食，当时要是有人敢认领了口袋，我非收拾狗日的不可。知道也没人敢撑头儿，我操了好长时间的心，看谁敢对那条口袋多看两眼，我就敢问问他个究竟。”王吉合说：“我就多看了它两眼。”原队长说：“吉合叔，你就是把眼珠儿都看到上面儿了，我也不疑心你。倒是小凤英有些不地道，听说她走到半道儿又返回去了，可我思想她也没那胆气。我倒是猜疑那两个民兵，狗日的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抽时间我得刨刨底儿。”王吉合说：“要是弄清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原队长说：“话又说回来，也没啥意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今儿也是说起闲话来随便叨叨，我就是咽不下去这口气。”王吉合听他这么说也不想接茬再说，眯着眼哈欠连天，他看出王吉合在赶他走，就顺势说天也不早了，该走啦。王吉合也不说挽留的话，任他走出去，然后自己也到炕上歇着了。
“文革”构建了一个虚假的“道德理想国”，道德理想主义是“文革”意识形态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但是，“文革”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在虚假的道德理想主义背后，恰是道德的全面沦陷。因此，“底层的沦陷”并非起始于金钱价值观支配下的著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从道德理想迅速转换为金钱理想，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其间的内在逻辑是完全成立的：金钱是构建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它的支配力量是金钱资本；“文革”期间的道德理想主义本来就是权力构建的产物，民众的盲目认同也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逻辑之中。那个时代不断迎接和庆祝“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虚假狂欢，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从道德崇拜到金钱崇拜的转换，都在权力结构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无论“文革”的道德理想还是今天的金钱崇拜，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问题。
我之所以推崇《赤驴》，更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深刻检讨了乌托邦建构的内在悖谬——统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尖锐对立。在“反乌托邦”的叙事中，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几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话语建构的乌托邦世界，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走出虚无主义的绝望，获得自我确证的方式只有身体。《1984》中的温斯顿与裘丽娅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性爱。在温斯顿看来，性欲本身超越了爱情，是因为性欲、身体、性爱或高潮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拥抱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温斯顿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时，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赞赏裘丽娅是因为她有“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这里的“性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为无处遁逃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当然，《赤驴》中的王吉合或小凤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斯顿或裘丽娅。他们只是中国最底层的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或葛兰西意义上的“属下”。他们没有身体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要求，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困惑和烦恼。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驱使，竟与温斯顿、裘丽娅的政治诉求殊途同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赤驴》才可以在中国“反乌托邦”小说的层面讨论。它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是误打误撞的。
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小说的发展，“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自然灾难和人为战争的饥饿、伤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样与身体有密切关系。一个极端化的例子是“土改”，当一个人被命名为“地主”、“富农”时，不仅随意处置他个人财产是合法的，而且对他进行任何羞辱、折磨甚至诉诸身体消灭都是合法的。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都耳熟能详。在讲述“文革”的小说中，对意识形态的“敌人”，实施最严酷的肉体惩罚或灵魂折磨，也是合法的，比如《布礼》中的钟亦成、《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楚轩吾等。同样，“文革”结束之后，张贤亮、王安忆等率先表达的“身体解放”，虽然不乏“悲壮”，但也扮演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等，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小说。但是，这些欲言又止犹疑不决的“身体解放”诉求，比起《驴》来显然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也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首鼠两端的不彻底性。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乡土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文革”期间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2014年12月2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