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又找了李法庄对质。张桂生说认识他，还到过他家。李法庄说：“我每五天到回舍赶一集，在棉花市里管账，认识我的人很多。你说到过俺家，俺家有几口人？都是哪些人？什么屋子什么炕？你说一说？”张桂生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贾良田在关押期间，曾设法和李法庄他们联系，让他们坚决不能承认。侠玉堂十指被钉了竹签，鲜血淋漓，只字不吐。李法庄被吊起来往脖子上挂水桶，几次晕过去。穷人会员段拴仓、党员商节等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正是这样的顽强坚持，加上亲朋的联保、营救，李法庄等十几人被关押两年后，被释放回县，成了平山团里的中坚力量。
在1936年的正月，平山滹沱河滩，32岁的贾良田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一同赴难的段拴仓、商节唱起了西调秧歌。他们唱《安安送米》一段大悲调，安安是个七岁的孩子，去给被祖母撵出家门的母亲送米，唱词是：
叫一声我那难见面的老娘啊呀！安儿一阵好伤情，难见面的老娘我叫不应。孩儿背米把你探望，安儿能说不能行，两手按地忙爬起，口袋攥在我手中，拉拉扯扯往前行……
谁家没有老娘？谁家没有儿女？淳朴的平山人，心肠极其柔软。分过粮食的穷苦的人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疼痛，也暗暗佩服着共产党人的气节。刑场上人头攒动、群情激愤，人们不顾凶残的敌人，很气势地为死者收尸。义士们的死，没有吓倒谁，倒激起了人们的斗志。
此时，直西特委只剩下栗再温一个领导，但他愈挫愈勇，迅速着手组织了另一场斗争。
盐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珍贵的，“宁舍一把米，不舍几粒盐”，谁家过得富裕，让人眼热，以能吃得起盐，吃得起咸菜来评价的。穷人家大多时候吃淡饭，买不起时就偷偷淋小盐。就从碱性大的荒坡野地里刮回盐土，筛好，支上口大锅，倒上两筲水，把土倒进去澄清，而后盛到盘子里、瓦盔里，放到日头底下暴晒。天气好，一天下来就可以看到盘子底上有了晶亮的方块小颗粒，就是盐；如果是小立柱，冰凌锥一样的就是硝，人吃了中毒拉肚子；如果水蒸发不完，越来越红，那就是卤水，能点豆腐，也有毒。
当时平山靠近山西境的下口镇有个大盐霸马七子。他们蓄养打手，和保安队联合，把持盐的销售，并且不让人们晒小盐。巡查时发现晒盐，不由分说就给砸个稀巴烂。还拘捕吊打偷刮盐的人。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游击队决定砸盐店。栗再温和姜占春等在镇子外面埋伏、接应，付喜祥、付星子、栗政民等9个人闯入马七子的盐店，亮出枪，说借钱、借枪，打完日本再还。不想马七子大骂，欲要动手，被付喜祥一枪打死。马七子的儿子、亲家等人闻声赶到，加上他们豢养的保安队蜂拥而来，开始枪战。由于马家人数多，占据有利地势，几个队员边打边撤，最终寡不敌众被打散了，有三名队员牺牲。其中，付星子被抓后，被挑断脚筋，绑在下口村头的大树上，受尽折磨，死得十分凄惨。
下口砸盐店虽然因为估计不足，游击队受到损失，但其影响却大。加上正月里游击队趁唱戏之际，接连袭击几家地主。阎锡山开始高度注意晋冀边界，调集重兵把守边境。一时间，平山的许多镇上住满了国民党的军队。
1936年2月，陕北红军开始东渡黄河。河北省委正式命名游击队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108支队”，准备迎接东征的红军。游击队员们很兴奋，韩一钧在他教书的三家店小学做了一面大红队旗，刻了先遣队的图章，秘密通知各个支部，筹备慰劳队、担架队、洗缝队，憧憬着红军部队的到来。
但在重兵不停“围剿”之下，游击队的活动越来越艰难。他们辗转住在山上，常驻七八户人家的顺子沟，村里党员轮流给游击队送饭。过大年时还四处给他们募集年糕、煎饼。栗再温、姜占春等游击队主要人员，一连几个月不回家，衣服破烂，头发、胡子老长。因为群众的掩护，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发现游击队的踪迹。
敌军密集搜捕，游击队生存艰难。上级指示他们停止暴动，分散隐蔽。栗再温被调走，姜占春、梁雨晴等几个很“红”的党员，因为村子里无人敢保，只好流浪山西。姜占春的妻子也抱着一周岁的孩子，出门要饭了。平山这个火热的“北方兴国”里，700多个党员都成了找不到家门的孤儿，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齐彭延是南古月的村长，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经他手陆续保出了好几个被抓的党员，机智地掩护了党组织的“骨血”。他曾讲述了一个“掉包”的故事——
1936年五月初一，这天我正在村北的大田点种棒子，猛抬头，望见北山根下来了一批保安队。我一惊，心想：又要出事了。南古月村离洪子店只有七里路，群众基础好，特委、县委的领导干部经常住我们村，敌人一出动就常到这里……
走上大道，天已经黑下来，远远听见一个保安队的小子在骂我：“他妈的，到这时候村长也跑了，借他妈个保险灯也……”我紧跑两步，跳过一道河沟，大声喊道：“谁骂我哩？无缘无故骂人可不行！你睁开眼看看我跑了没有？我这不是刚从地里回来吗？”我扔下锄头，就揪住了他的衣服。这一来，保安队的人们都凑过来，给我说好话，闹了一阵，才知道他们要找保险灯，要去肥肥家里抓人搜东西。我心里万分着急，肥肥家住在村北头，游击队打土豪弄来的衣物和枪支存放在她家。肥肥娘正病着，这些东西万一没藏好可就麻烦了……我只好找灯，回来一看，肥肥家已经被包围起来了。只听得噼里啪啦在打肥肥，追问她游击队在什么地方？看这情形，我心里有了底，知道他们没有抓着人。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保安队找我家来了，进了屋，就把从肥肥家搜出来的一个包袱摊在炕上，说：“村长，快拿两张纸来登记！”我找来了纸笔，和一个保安队员一件一件地登记，里面有镯子、镏子、簪子、各种衣服裙子。登记完了，他们带走一张，给我留下一张，说是叫我明天把东西送到洪子店去。他们接着去搜别的村。我连忙说：“行行行！明天，准送到。”我很高兴，心里说，只要把东西放在我这儿，就有办法了。保安队往南去了，我抽起烟来。寻思着怎么对付他们。忽然，肥肥拉着杨开明媳妇跑来了。肥肥满脸黑青血迹，一件小白褂被血糊在身上，一进门就哭着说：“大哥，大哥！可不好了……”我叫她坐下，慢慢说，她才告诉我，保安队搜出的包袱，里面有她的、她娘的、也有“人家”的。我安慰她说：“不碍事，甭着急，东西都在这儿，上面没有名，不行咱们给他换换吗？你先认这首饰是谁的？”我打开包袱，肥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挑出来。剩下的叫她俩拿着去和村里的妇女们换换，不一会儿，她俩高高兴兴换回来了。我又打开包袱，叫她俩挑出“人家”的衣服来，也一件一件的和村里人们调换了。村里人经过几次分粮斗争，一般群众都是拥护党的，碰到出了这种事都能帮忙。到最后，剩下一件红绸子小袄和一条兰花裙子，怎么也想不起谁家有能调换的。
这时已经到二更时分。肥肥和杨开明媳妇，更是急得转磨，肥肥带着一身的伤，不住地哼哼。我忽然想起，我们村拴柱家的姑娘嫁到洪子店。她好像穿过一条兰花裙子，花样和这条差不多！当下她们出去找了两个同志，立刻到洪子店去了。来回十四里，工夫不大，就换回来了，一看果然不差！剩下那件小红袄，我们三个冥思苦想，很长时间，想不出什么办法，急得在屋里来回打转，心里想，这一件要换不成，到明天被人家认出来，也不得了。保安队一定不会放过这条线索的。我们这里姑娘们在结婚时，都要穿红袄红裤，于是我们又想谁家有新娶的媳妇。正好这几年没有……再往前，忽想起村头段二家的，她十几年前结婚时候穿过。我高兴地跳起来，正好开明嫂和那媳妇是干姐妹，我给了她一块现洋，叫她好好对人家说，将来要是不能还她，就叫他拿这一块钱另做一件。工夫不大，开明嫂回来了，比一比拿回的这件小袄，袖头上多着一条黑沿边。我说：“行了，行了，保安队那群人，哪里还看得那么仔细！”最后，我叫肥肥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才把那包袱包好，用针线缝住。写好封条，贴在上面，又盖上了村公所的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