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恐惧像一对孪生兄弟，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更重要，英雄主义丨清洁区比污染区更危险，唯有痛惜丨简直就是一种酷刑。
2014年10月1日，世卫组织发布的情况报告中显示，截至9月28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四国累计发现埃博拉病毒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7177例，死亡3338人。
10月10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发布埃博拉疫情最新报告，埃博拉病毒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4033人，确诊、可能和疑似病例达8399人。其中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为重灾区，死亡病例为4024人。
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威胁到了社会的“根本生存”，并可能导致出现“垮掉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这是世界和平和安全所面临的危机，她同时警告说，人们的恐慌感比“埃博拉病毒本身散播得更快。”
与此同时，关于医护人员感染数据的报告，也令人震惊。
8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告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已经有超过240名医护人员感染，并造成至少120名医护人员死亡。
到10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预警与防范干事伊莎贝尔，纳托尔发表声明说，埃博拉疫情已导致427名医护人员感染，236人丧生。
世卫组织同时指出，医护人员的高感染率来自于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短缺或是不正确使用；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他们必须超时工作也是主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三个疫情严峻的国家中，每十万人仅有一到两名医师，而这些医师多半集中在城市地区。
死亡和恐惧像一对孪生兄弟，在西非洲充满野性的美丽原野上四处游走，恣意妄行，所到之处，势不可挡。继几内亚、利比里亚之后，塞拉利昂迅速成为西非疫情的中心，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解放军医疗队在弗里敦的抗埃之旅，危机四伏。
医疗组组长秦恩强也是10月1日第一批进人病区的人之一，他是这一天的主班医生，负责接诊病人。此时，他的心事比所有人都要沉重。
改造后的病房是否完善，有无安全隐患？经过培训的塞方人员虽然都通过了考核，在实战中是否能熟练操作？在改造病房和培训塞方人员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也在同时进行，那就是队员们集全体智慧研究制定出了68类、243条针对埃博拉的收治流程规范和规章制度。这些流程和制度又是否实用？
一切的一切都有待检验。
秦恩强说：第一天，真是去探路的，那时候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依循，会不会一进人病区，就栽在里头了，谁也不知道。秦恩强跟我说这话时，我依然感觉到了他当时所承受的压迫感。
留观中心收治病人，是由塞国政府的一个转运中心统一调配的。转运中心通常会在早上电话告知当天将要送来的病人人数，但是具体送达时间，很难精确。
这时候，医护人员已经浩浩荡荡跟着队长李进进入了病区，但是病人还没有到，一干人马就那样全副武装在病区里等病人。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第一批7个埃博拉疑似病人到达了。按照预先设定的收治流程，病人由分诊人员接到分诊大厅，佩戴口罩，测体温，采集病史，根据病情轻重进行分诊，然后分别送人病房，最后再到病房分发药品对症治疗。这样一个个地看下来，每一个病人至少需要15到20分钟。
看到第4个病人的时候，秦恩强开始难受了，他觉得心慌气短，呼吸困难，其实在30多度的湿热中，刚一穿上防护服他就开始冒汗了，这时候已经从头到脚都是汗，稍一起身，汗水哗地就灌进了靴子里。他坚持着继续接诊，但他开始头疼，视线逐渐模糊，他知道自己要虚脱了，等到第7个病人一送走，他带着护士们就离开了病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在病区工作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个小时，最长不能超过1.5个小时。而他们已经工作了近两个小时。
脱防护服的时候，他的手不住地颤抖，几乎无力自行脱下防护服。
第一天工作下来一总结，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和改进。
第一，医护人员不该在病人未到之前，提前进入病区等病人，这样使医护人员增加了无谓的体力消耗。
第二，病人分诊环节要改进。
首先，之前按照在国内医院的惯例设计的病历表格太过繁琐，致使分诊环节过于复杂，需要优化和改进。
其次，根据双方人员特点和业务分工不同，把中塞人员同时进人病房，改为由塞方护士先进入病区进行采集病史、分诊等工作，然后我方医护人员再进入病区对病人进行用药治疗等后期工作。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我方队员对非洲高温湿热气候耐受力差，队员体力消耗过大的问题，确保后期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更重要，必须特别重视。
这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可实际操作却很复杂的技术问题。
秦恩强告诉我，11件防护装备，36道穿脱程序，是由国家疾控中心制定的，是一套非常科学的操作规范，其中对穿脱防护服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有明确规定和要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发现穿防护服的时候，人是在清洁区，防护服本身也是干净的，只要把11件防护用品按规定的三个层次穿戴到位，保证没有皮肤黏膜暴露就行了，先后顺序不必太苛求。而且医疗队规定，医护人员进病区至少两人同行，这样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有遮挡不严密，佩戴错误的地方可以互相纠1卜：。
可从病区出来时，身体的外部已经被污染，脱防护服的过程就显得格外关键，而且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只能一个人操作，不可能有人帮你，这个时候先脱什么，后脱什么，就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方法错了，步骤错了，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感染。
所以说，脱防护服才是真正的考验。
那么，怎么脱才能杜绝感染呢？
他们设计了一套由外到内，逐层分区脱防护服的流程。
所谓由外到内，是说三层防护服，必须一层层轻轻向下卷，外层决不能碰到内层，脱下之后，不能随便乱扔，要把防护服卷成一小团，轻轻地放到指定位置，然后进行下一个步骤。整个过程要求动作要慢，要缓，要轻柔，其意义是要防止病毒在空气中“迸溅”，造成二次污染。
所谓逐层分区，是说11件防护装备要按照内外层次和先后顺序分别脱在缓冲区的三个缓冲间里，在脱第一层防护服之前要先进行喷淋消毒，之后每脱一层都要用消毒剂洗手，然后再进人下一个缓冲间。而我们这个三重缓冲间的设置则是一个创举，它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传染病病房设置的规范，大大减少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
从污染区出来，脱掉全套防护装备，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回到清洁区，这个过程大概也需要20分钟。
那么，当秦恩强第一天从病房出来时几乎处于虚脱状态，又如何做到控制好每一个步骤，把防护装备安全地脱下来呢？那个不容半点差错的过程究竟需要多强的毅力和怎样的专业修养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秦恩强说，严格遵守防护规定，这绝对是一个苦功夫，不是所有人都能耐住这个苦功的。
第一个耐不住苦功的，就是在留观中心工作的那些塞国的护理人员。
尽管在开诊之前我们对塞国的护理人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培训，也进行了严格的考核筛选，但是一旦脱离管控开始独立工作，种种违规行为频频发生。
比如，他们很难做到单向行走，经常在清洁区和污染区之间来回穿梭。他们脱防护服时动作太大太快，潦草随意，毫无章法，脱下的防护服随手乱扔。他们甚至做不到把防护装备脱在规定的区域里。而这种种行为都有可能给留观中心带来致命的灾难。
其实早在留观中心开诊之前，在对塞方人员进行培训之初，医疗队就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安全，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塞方人员。所以他们才会那样不遗余力地拼命地投人培训。
当李进和秦恩强又一次从监控视频里看到塞方人员在缓冲区里的潦草行为，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和塞方人员分道而行。
本来我们设置的三区两线是一个大循环，所有工作人员从二层的清洁区出发，经过二层的缓冲区进入二层和一层的污染区工作，工作结束再从一层的污染区，经过一层的缓冲区回到清洁区。这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单行线。要分道而行，就要把这条单行线改成两条线。
如何改呢？
塞方人员仍然按原来设计的路线从二层到一层走大循环的单行线，而我方人员在从污染区回清洁区的时候沿二层出发路线原路返回，也就是说我方人员要破例走回头路。再进一步说，就是我们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把方便和安全给了塞方人员。
写到这里，我心里浮现出一个闪光的词汇一英雄主义，我发现我竟然不能够随口说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为此，我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按照《辞海》的解释，“英雄主义”就是：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辞海》进一步解释道：英雄主义固然要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来体现，但其价值内核显然又是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那么我想，李进和他的医疗队在塞拉利昂、在塞中友好医院的埃博拉留观中心所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和选择，原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员不要为他人的错误行为付出惨痛的牺牲，可这种保护行为的本身却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牺牲蕴含在其间了，那么，这也应该是“英雄主义”的一种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中方人员使用的这个设置在回头路上的缓冲区，就是他们当初在改造病房时，“宁可做的过一点”的那个“过一点”一他们事先预留的那个缓冲区。事后，秦恩强对当初的此举十分得意，他说，当时设计的时候我就说一层二层都得打隔断（即缓冲间〉，万一碰到什么事呢。现在想想真是太有先见之明啦！
道路分了，但是队员们对塞方人员的监控却更加严格了。一同工作时发现违规行为随时纠正，单独工作时通过监控视频须臾不离地跟踪盯防，发现问题立刻请出病区，纠正了以后再继续工作。同时跟卡努院长和艾丽丝护士长也是百般地沟通、强调，甚至是“碰撞”，但是塞方人员依然有很多问题让人头疼。
塞方一些人员天性散漫，喜欢热闹，喜欢各种聚会。每周在各个教堂举行的礼拜是必参加不可的，就像当初他们会为了做礼拜而不来培训一样，只要是礼拜日，他们就不来上班了，有时晚上值班也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也不请假，完全随性。而这一切在卡努院长和艾丽丝护士长看来都是合法合理的，所以“碰撞”就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