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之，我二哥树棨在县医院也出事了。起因是他的婚外恋引发的。说起来这事缘于伯父的错误。还在二哥上学期间，伯父就当家做主给儿子订了婚。根据媒人介绍：对方乃殷实富户，其女有大家闺秀风范，一表人才。其时，二哥正在医士学校谈恋爱，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可是，就在他一次假期回家的时候，伯父却要给他举办婚事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还是很起作用的，尽管二哥再三表示反对，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屈服了，披红挂彩和新娘成了大礼。过了门的新二嫂，更加使二哥失望。因为她不仅目不识丁，而且有着一双被缠成畸形的小脚，身材又矮，眉目也不清秀，走起路来，像一支短小的圆规在挪动。可当时的二哥，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风度翩翩，仪表堂堂，一副风流倜傥的洋学生模样，怎么能看得上这样的媳妇？但那时婚姻还是很不自由的，迫于形势，他只好勉强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不过，这也埋藏了他们夫妻不和谐的种子。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二哥一直有移情别恋的风流韵事，绯闻不断。当时正处在战乱期间，除了二嫂和他经常进行一点醋性的争吵外，也没有惹出多少麻烦。可是，到了解放以后，特别是他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无人过问了。谁知我的这位风流成性的哥哥，偏偏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又在他所工作的县医院中与昔日的情人鸳梦重温了，而且很快地被人发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非正常爱情，是被人们看得很重的，再加上他因为医术水平较高，平日便有点孤高自傲，辄以权威自居，以致和同事及领导的关系都不很协调。事发之后，便被人群起而攻之，此时恰好又碰上最高领导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极“左”路线开始大行其道，因此，组织上对他的处理自然也格外严厉——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由群众进行监督改造。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此他闭门不出，似乎从人间消失了，直到他憋屈得患了绝症而长眠于荒野。
祸不单行。我大哥树槃的遭际更不美妙。他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因有怀旧情结，厌战情绪，加上不习惯解放军的军营生活，便打报告要求解甲归田；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很快地他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来了。开始时他想今后一心务农，终老田园，大有“不食周粟”之意。但他毕竟难比“夷齐之志”，过不多久，因目睹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万众一心向党，于是，就决心改变初衷，而积极投入到新的生活中来。当地政府念他系起义人员，又有知识，很快地安排他到学校任教，由于他工作认真勤谨，因而成为一个被人赞扬和尊敬的人民教师。他自己也沾沾自喜，经常和妻子儿女在家里弹唱平生最喜爱的京剧，自得其乐，心满意足。
谁知好事难以持久，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此后不久，因胡风的私人书信被知情人揭发而引发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到来时，他竟是重点“肃反”对象。原因是他在当时当地属国民党军官官衔最高者，是“够线”的人，“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便牢牢地卡在他的头上。
我的命运也在大学毕业的1957年逆转了。因为少不更事，在党进行整风的大鸣大放中，竟然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大实话，从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然被打入另册，紧接着，被有关方面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锻炼和改造，从此也进入生活的低谷。之后，凡有政治运动，“漏网右派”的帽子即毫不客气地选择了我的脑袋。
于是，伯父引以为荣的这个“革命家庭”，便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加上我的母亲在后来不知什么运动，在莫名其妙的“补课”中补上的富农成分，以我伯父这个“地主分子”为首，我们家便“五类”（地、富、反、坏、右）俱全了。历史绕了个怪圈，给我们家开了个严肃的玩笑。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当年我国社会上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
在极“左”迷雾的笼罩下，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折磨，我的大哥和二哥相继去世；我自己也蛰居北大荒不断地进行锻炼和改造，长期无颜回乡面对家乡父老，只有伯父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苦熬岁月。
虽然革命热火朝天，但不少人那高昂的阶级斗争的激情，仍然抗拒不住病菌的侵袭，缺医少药的烦恼，仍然困扰着家乡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不少乡邻感觉到，作为一代名医的伯父，似乎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有关方面经过不知多少次的磋商，请示了多少领导，最后不知得到哪一级革命首长的批准，仍然要求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伯父继续行医，为人民诊病疗伤；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伯父本来早已心灰意冷，熄灭此念，平日唯读书阅报、引逗孙辈以自娱晚年而已。现在突然又让他重操旧业，实在不甚情愿；但他是个被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的要求、领导的指示还是必须执行照办的，因此又将诊所开张起来。由于他经验丰富，医术高明，又治愈了许多病人甚至疑难患者，超过当时时髦的“赤脚医生”，甚至强过一些公家开设的正规医院。于是，他的名声又重新大震起来。此时，某些不识时务的乡亲竟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给程耀卿医生平反摘帽，以便他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这种“新动向”除了进一步提高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同时给伯父带来新的批斗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以后再有人向老头提及此事，他便向其拱手作揖说：你们还是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至于后来他在那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他这样的“反动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就毋庸多说了。用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给我写的信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一切，他说：这些年，我不知遭了多少罪、闯过多少道鬼门关，才熬过这一劫，至今还能喘匀这口气，也算奇迹了。
说也奇怪，老人一生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居然没有颓然倒下，竟然活到一百岁，即使在那样的高寿仍然思路清晰，心清神朗。在他九十五岁那年，曾经患了一场重病，自觉将要不起，便亲自撰写了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余一生坎坷，饱尝忧患，历经三个朝代，遭遇三次荒年。饥寒交迫，灾祸频仍。挨过皮鞭打，受过监牢押。弟妹们先我而逝，子侄辈早我而卒。黑天昏地，愁云苦雨，艰难地苟活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已届九五高龄，双目失明，两耳聋塞，自料生命难久。弥留之日，遗嘱后人，望尔等遵从：
你们要奉公守法、遵规循纪；要兄弟团结、夫妻和睦。远亲近邻，互助互爱；敬老慈幼，患难相扶。要谋求正当职业，勿为投机倒把之举；要诚实敦厚，勿学奸狡刁钻之徒。要教育儿孙读书求学，不许出现任一文盲。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要效高山上之青松，勿作温室中之花草。我一生穷困，没有留给你们以半点遗产，唯有清白之名声，作尔等精神之财富。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哀切之语，尔等谨记，余死无憾矣！
老人的生命力很强，这次重病没有使他倒下，而又延续了五年，直到整整一百岁，竟无疾而终。临终时还向子孙辈清醒地说：我这一生的功过任人评说吧！不过，我是问心无愧的……说罢这话，溘然长逝。遗憾的是，我因公务缠身，又远在他乡，一直未能留在他的身旁，尽一点孝道。但是。他老人家留下的遗言，剀切中肯，我却一直牢记在心，并以此教育儿孙等后人。
现在，伯父去世已经二十余年了，作为他的亲侄子，我无权也不愿去评说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不过，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百岁老人复杂的经历、坎坷的命运——历史上虽有光辉的一页，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从这一个世纪的图像中，能不能显示某种规律性的印记，从而给后人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警示呢？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也是我写这篇小文的初衷。
2009年2月16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2012年5月6日改定
一个被历史遗弃的老人
清明节前夕，我的内侄（夫人的侄子）从苏北故乡来到北京探望我们。他说是衔命而来：因为他和家人准备为他逝世多年的祖父建立一座墓碑。他说：祖父是一个生平非凡的人，但却被历史遗弃了，我不能数典忘祖，也遗忘了他老人家，我要为他树个墓碑！他希望我这个作为女婿的作家，来撰写这个碑文。义不容辞，我只能答应。但是，我对老人的生平仅仅一知半解，需要全面的了解，方可动笔。于是，内侄便向我详细地谈及老人平生那不寻常的遭际。为行文方便，在这里我仅做客观叙述——
在中华大地处于大夜弥天的年代，曾有一位青年，怀经邦济世之才，抱步月凌云之志，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潮当中，并以特殊身份，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做出过特殊的贡献。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他却成为一个被遗弃的悲剧性角色，潦倒半生，带着终生遗憾，寂寞地故去。
这个人就是我要记述的郭子刚。
老人生于上个世纪的头一年。他的家庭曾经是我们家乡邳县（今邳州市）“郭庙”的一个望族。邳县古称邳国，有三千余年的文明史，原分上邳和下邳，上邳为古黄河决口所沉没，仅存下邳。张良为黄石公脱靴的杞桥，关羽兵败降曹的土山，吕布贪花的白门楼，都在这里，至今尚有历史遗存。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亘东西，为苏北交通要冲，到处河流纵横，土地丰饶，乃鱼米之乡也。“郭庙”原为邳县巨富之一的郭氏家庙所在地，其家宅为兵燹所毁，部分家人乃迁居于此，以家庙为基，重建家园，日久年远，子孙繁衍，形成一个硕大的村落，正式命名曰“郭庙”。郭子刚家系郭氏最富有的一支，因继承祖业，乡下有良田数百亩，城镇上还有殷实的店铺，锦衣玉食，呼奴唤婢，算得上“有钱人家”。郭子刚是郭门长子，自幼天资聪颖，俊逸早慧，被家族视为掌上明珠，期为栋梁之才。幼年，先被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及长，又考进了官办中学，学得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被乡亲誉为“洋秀才”。根据其家长的意见，希望他将来能够走仕途之道，扶摇直上，跃入龙门，以光郭氏门楣，重振郭氏家风。
但是，他却未能如家人所愿。在他成人之后，目睹国家贫弱，政治腐败，痛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作为热血青年，经常痛心疾首；他特别敬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每当捧读他的《绝笔书》，辄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为此曾赋小诗一首以明志：
读书非是谋封侯，
山河破碎妄自忧。
甘洒碧血酬壮志，
报国何惜少年头！
虽有满腔豪情，可是，四顾茫茫，到哪里去寻找他的归宿呢？
正当他彷徨无着、走投无路之际，却意外地受到了一位同乡的思想感召，走上了违背家长意志的“危险”之途。
这个人便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宋绮云。
宋绮云是邳县杲堂人，自幼家贫，但聪慧好学，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先在家乡的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后来又远离故土就读于“洋学堂”，因无力缴纳膳费，他只能“寄宿不寄膳”，从家里自带干粮以饱饥腹。虽然贫苦，但他却志向远大，当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席卷到邳县时，他首先响应，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并被推举为邳县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他仅仅是一个高小学生。高小毕业后，同样由于贫寒的原因，没有条件升入中学，而考入了当时的清江（即现在的淮安）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现出一个青年斗士的峥嵘形象。1925年，南方的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宋绮云再也按捺不住那颗跳跃的心，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军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于祖国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进入了叶挺领导的北伐铁军，冲锋陷阵，英勇顽强，曾受到叶挺同志的嘉勉。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宋绮云不得不隐入地下，奉党组织之命，辗转回到江苏邳县老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邳县的第一个党组织。
宋绮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在邳州大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年轻人的心，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郭子刚与宋绮云有着某种姑表兄弟关系，他称宋绮云为表兄，宋绮云的老家杲堂子，与郭子刚家居的郭庙相距不到五公里，二人年纪很小时就相依为伴，过从甚密。因此，宋绮云的思想一经和郭子刚碰撞，便产生了炽热的火花。
宋绮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强烈地感染了年轻的郭子刚那颗跃动的心。再加上目睹当权者的专制独裁、丧权辱国，眼见家乡父老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当然就无法遵从祖命，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读书求道而后再踏入仕途，独步青云；他决心和这位志向远大的表兄走同一条道路。于是，在那腥风血雨、处处都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在宋绮云的身边就有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