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恐怖”的日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1957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倚闾而望；听到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惟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致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港湾，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不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作云烟一样的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就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女婿们对祖母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祖母逗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却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儿、女婿和我们夫妇陪同，回家为父亲扫墓。
就在父亲的忌日当天，我们来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只是由母亲亲手剪了一筐冥钱，在街上买了几样父亲生前喜欢吃的菜肴，径直地来到父亲的墓前。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父亲坟墓的周围已经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是，凭着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便找到了父亲固有的墓址。只有一抔黄土，依稀可辨。母亲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跪上前去放声大哭；而是沉静地站在墓前，眼睛怔怔地望着那低矮的土丘，半晌一言未发。但是，站着站着，眼泪便夺眶而出。我和孩子们连忙把食盒打开，把菜肴一样样放在坟前；同时，将冥钱一张张焚化。望着化作灰烬的纸钱，母亲这才重整衣襟，理理发丝，对着父亲的坟墓祝祷：我和孩子们不远千里回乡来看望你了。几十年来，我含辛茹苦，按照你生前的愿望，把儿子拉扯成人。现在一家人住在京城，团团圆圆，幸福美满，你地下有灵，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现在身体尚好，百年之后，我一定回来，与你泉下相聚，你就耐心地等着吧……听着母亲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从故乡回来后，母亲的精神似乎更好、身板也更硬朗了，很少见她有愁戚之状；加上三个孙女都先后生了小孩，个个活泼可爱，全家相聚，四世同堂，欢声笑语，老人乐不可支，总是说：想不到我到晚年会有这样的福气，应该感谢共产党和邓小平啊！我赶上好时候了。母亲是有政治头脑的老人。
去年，母亲九十九岁（按中国的习俗是百岁）了，我们为她祝寿时，她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语言通达。我们夫妇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了。原以为她会再陪同我们过上几年更加幸福清闲的日子，没曾想，2007年新年刚过，农历土珠（猪）年即将来临之际，母亲的精神便出现一点异常情况。最初我们尚未以为意，认为是一般老人岁数太大的征候；谁知，到了腊月二十七日早晨，却沉睡般地走了，一直没有醒来。
母亲走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痛苦。老人以百岁之年，无疾而终。亲朋好友都劝慰我说：老人寿终正寝，这是“喜丧”，请勿过于悲伤。话虽如此。可是我一想起母亲一生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她所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孤苦岁月，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历程；想起母亲用她的爱维系的我的全部生命，为了我所做出的他人无可企及的牺牲，为养育我的全家所做的贡献……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悲伤，心灵悸悸作痛，眼泪潸然而下。我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她仍然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凝视，对我爱抚，对我佑护。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爱的面容了！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睡。仰望茫茫夜空，星斗满天，母亲，哪儿是您的位置？俯视莽莽大地，苍凉辽阔，母亲，哪儿是您的身影？儿子到哪里能够看到您呀？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在这个世间上，您懿德永存，音容长在。您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里……
2007年3月7日含泪泣写于北京潘家园
西风碧树摧落英——伯父的悲喜人生
我的伯父是一个著名的乡村医生，并且被我党誉为开明士绅，在我们家乡一带颇负盛名。他整整活了一百岁，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建，历经军阀混战，蒋介石当政，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走过了一个世纪，被人们称为“五朝元老”。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也办了不少错事、傻事；性格上有时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有时又和善可亲，雍容大度；有人满怀怨气地责他、怪他，也有人五体投地地敬他、爱他。总之，是一个由表及里都非常复杂的人物。而作为他的亲侄子的我呢，既曾深受其害，也曾饱享其惠。因此，又永远难以忘怀他。
伯父名程之藻，字耀卿，乃是我那前清末代秀才的祖父的长子。他幼年聪慧早熟，被祖父视若掌上明珠。我们家本系宋代理学家“二程”之后，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历代为官，诗书传家，号称“书香门第”。但后为兵燹所苦，避居于苏北邳县乡闾，以求自保；可又屡受灾荒所害，致使家业凋零，沦为平民。祖父饱读诗书，才赋甚高，虽不能说是学富五车，但可称得起博学过人，老人尤其擅长书法艺术，先攻颜柳，后习二王，笔走龙蛇，名扬乡里；祖父对中医也有所钻研，家人患病，皆由他诊治，常常药到病除。但他从来不给外人看病，虽至亲好友所求，亦严词拒绝。祖父恃才傲物，孤高自许，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可是，他却一直壮心不已，总想重振程氏家风，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共生了四男一女，唯独钟爱长子耀卿一人。他让二子去商铺学徒经商，因三子夭亡，命四子（即我的父亲）在家务农。只寄厚望于伯父，期盼他早日成才，以光耀程家门楣。
伯父果然不负祖父重望，先在家塾中，熟读四书五经，胸谙诸子百家，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嗣后，转入县城里的“洋学堂”就读，仍然勤学苦读，品学兼优，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为师友们所称羡，均认为此人前程无量，不可小觑。祖父亦沾沾自喜，常常捻须而欣慰曰：孺子可教，程家后继有人矣！
不幸的是，伯父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在洋学堂还没有毕业，便遭家庭变故。先是祖父不幸去世，继之为盗贼抢劫，家产荡然无存。于是，伯父不得不半途辍学回家，执教鞭于乡里，借少许束脩以糊口。可是，伯父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当然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于是，在教书之余，他又自修起医学来了。好在祖父在世时，因对中医学颇有兴趣，收藏了不少医书，现在伯父正好继承下来，每日认真钻研；加上他在“洋学堂”又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善于吸收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这样，他便及早得风气之先，搞起了“中西医结合”来。开始，也是只为家人治疗一些小的病痛，疗效甚佳；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并不拒绝患病亲友的请求，为之诊病疗伤，却也颇见功效。因此，他的名声逐步传播开去，远近的乡亲们都慕名而来，求他诊治病伤，而且均有满意的结果。一来二去，求医者不绝如缕，我们家有门庭若市之概。于是，乡亲父老们便趁机劝他：既然有此本事，何不弃教就医，造福于乡里呢？那时，正处国家大动乱时期，到处军阀混战，遍地盗贼蜂起，还有谁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人们缺医少药，往往身患疾病，求治无门，伯父的专长，此时倒大有用武之地了。因而他便应乡亲们的请求，顺理成章地开设医院，做起医生来了。好在我们家的房舍比较宽余，可以腾出几间闲房供求医者所用。为名正言顺，伯父给自己开设的这个小医院正式命名为“农民诊所”。不仅如此，他还拜托远在北平的友人，敬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张伯英先生为诊所题写了楹联和匾额。我现在还记得那两副楹联是，
其一：
劳者农贫者民众生多病
善其诊得其所妙手回春
其二：
诊病疗伤但求有所
农村陋巷为便贫民
这两副楹联分别挂置在医院的大门和诊室门前。这样，通过它们字面上的表述，就把医院的性质和服务对象向世人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了。果然，周围几十里内外的贫苦人家的伤病患者，都纷纷前来就医了。由于这些病人多半是投亲靠友，均与我们家沾亲带故，所以，伯父都不好意思多收费、赚大钱；只是收一点药费和少许诊疗费，就这样，诊所的经济效益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起到“薄利多销”之效。
开始时，诊所仅仅是伯父一个人来维持，诚所谓“里里外外一把手”了。那时，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可是，伯父却乐此不疲，来者不拒，而且真诚相待，认真疗治，通过大量的实践，他的医术也大有提高。因此，前来求医的患者越发地多了起来。正当他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的儿子树棨（也是我的堂兄，我称他为二哥）从清江（即当时的淮阴，现在改称淮安）医士学校毕业了，刚好派上用场。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讲究，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依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槃年龄最长，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就成为老四了。二哥也是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能升进高中，而是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苏北当年最高的医学学府——清江医士学校。老实说，由于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是，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于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三省之后，仍贪心不足，又将他们的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地，企图侵占我全部锦绣河山，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地沦入敌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有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也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因为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某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他及时治愈了几例病危的患者，一下子便名声大震，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其医术高超，可以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闻讯云集到伯父的诊所中求医来了，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时几乎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