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中旬到6月初，我兴冲冲地、马不停蹄地跑了沈阳、抚顺、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牡丹江、延吉等八九个城市，访问了六十多位作家、文学工作者。由于我手里拿着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开的两种介绍信，来头不小，一路绿灯。每到一地，党委宣传部和作家协会领导人都很重视，安排单独会见或同班子成员小型座谈。他们渴望从我这里了解上面有什么新的精神。我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只得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把赴东北前所听周扬讲话的要点，向他们吹吹风。到长春的第二天，省里召开一百多人参加的文艺界鸣放会。宣传部长一再动员我在会上传达一下周扬的讲话，我以“记录不全不准”为由婉拒了。当时，我暗自思忖：不能再重复反胡风时因夸夸其谈、好表现自己犯的错误，说话、办事得谨慎一些。幸亏长了这么个心眼，否则娄子就捅大了。我仅在小范围内向一些领导同志吹了吹风，反右时就招来了“从右的方面歪曲周扬关于‘双百’的讲话”、“煽风点火于基层”的指责。如果我贸然到群众场合正式传达，那又不知会被扣上什么样的帽子呢。
从沈阳到长春，从哈尔滨到延吉，我一面快马加鞭地赶路，一面日以继夜地赶写各地鸣放情况汇报材料，一路上没有游山玩水，没有访亲问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那时，干劲可真不小，除了完成领导交给的收集材料，编写简报（计五篇，登在供领导参考的《文学动态》上）的任务外，还超额完成了两篇长达五六千字的通讯报道：一篇《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在《文艺报》上刊出了；另一篇《东北文学界鸣放剪影》，也已打出校样，因形势骤变未能问世。在这两篇通讯中，我力图真实地反映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对文艺领导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情绪、简单化作风的批评，以及他们长久以来埋在心底的苦恼、委屈和愿望。文中虽然也引用了一些被冷落的老作家说的，“作家协会把我排斥在外面”，高教部、文化部、作家协会“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这类带有一点牢骚的话，但总的看来，那些批评意见还是与人为善、和风细雨的，并不是什么抱有敌对情绪的恶意攻击。然而，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一大批有才华、有作为、敢讲真话和逆耳之言的知识分子都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的委屈、压抑和沉重打击。我在长春采访的三位作家中，后来也有两位被错划为右派。这样，我写的那篇通讯在反右斗争中被批评为“替右派分子鸣锣开道”。面对报上公开点名批判那两位作家的事实，我也只好哑口无言了。
从东北回到北京，作家协会机关仍处于鸣放高潮中。我所在的创作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鼓励我：“前些年你担任党组秘书，对领导的情况比较了解，应该在鸣放会上好好讲一讲，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一直对整体工作比较关心，平时也爱动脑子思考一些创作、理论上的问题，对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作风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既然党进行整风，广泛征求批评意见，我作为一个党员，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直率地、无保留地讲出来。勇于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是我当时努力学习、追求的品格和作风。我做了认真思考，列了一个详细发言提纲，在创作委员会整风会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我大胆地、提名道姓地批评了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负责人“领导思想或‘左’或右，对文学运动、文学创作中倾向性的问题不是处在清醒状态”，在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上“存在脱离创作实践的教条主义观点”，有时“用行政方式解决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我的这些批评意见不是毫无道理。但后来在反右派中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斥责为“对领导抱有严重对立情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主义来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发言后没有几天，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文艺界也掀起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我所在的创委会研究室也无例外地卷入这场斗争。研究室共有十三人，重点批判了三个人。我是第一个被批判的，主要批判我东北之行的两篇通讯和在创委会整风鸣放会上的发言。同事们义正词严地批判我：“同情对党不满的人”，“同有右派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人一鼻孔出气”，“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在右派的进攻面前，政治上动摇”，“从个人恩怨看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在猛烈而严厉的批判面前，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对有些批评，我虽心里不服，但觉得纵有七嘴八舌，也无法申辩清楚。只得一次又一次检查，挖思想，找根源，上纲上线，真诚地、沉痛地表示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到基层、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劳动锻炼，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到了运动后期，我们创委会研究室被批判的三人中，有一个被划为右派，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组织上姑念我没有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的言行，也没有为自己在反胡风斗争中受批判、处分鸣冤叫屈，终于高抬贵手，放我过关了。我的问题性质定为严重右倾错误。据说内部排队定为中右（中间偏右），也就是说，距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好危险呵！已经到了悬崖边上。若干年后同友人谈起我在反右前后的这段经历，不止一位老友说：你算是幸运的了，作协划的右派太多，轮不到你了。如果换一个单位，你那些材料，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划你为右派，是绰绰有余了。
回忆这段往事，我倒没有为受到冲击、批判而自怨自艾。难以忘怀的倒是那刻骨铭心的教训：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压力再大，也不能讲违心的话，更不能做违心的事。扪心自问，在这方面我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啊！
2000年4月29日
我也当过“炮手”
我这个一向被某些人看作患有“右倾顽症”、“在大风大浪里总是向右摆”的人，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也曾当过“炮手”，写过三篇火药味很浓的大批判文章。批判的锋芒又是指向我所熟悉、赞赏的三位作家、评论家，他们是丁玲、黄秋耘、刘真。这件事乍一看来，似乎有点蹊跷、不可思议，但追溯到那信奉“斗争哲学”的年代和我那“跟跟派”左右摇摆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气候、心态下参与大批判、大讨伐的呢？
1957年春天，我和知识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一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开始出现思想活跃、热烈争鸣的生动局面而欢欣鼓舞；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文艺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没想到好景不长，政治大气候突然由晴转阴，继而一场急风暴雨袭来，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作家协会也掀起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我则由于写了两篇反映东北文学界鸣放情况的报道和在作家协会创委会整风鸣放会上的一次发言，而处于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困境。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批判，真诚地、沉痛地检讨自己的严重右倾错误；同时抱着将功补过的心情，积极而又不那么理直气壮地投入批判右派思想、右派分子的斗争。这一年7月、9月，我在《文艺报》先后发表了题为《刺向哪里？——评秋耘的〈刺在哪里？〉一文》《〈记游桃花坪〉和〈粮秣主任〉——丁玲的自我颂歌》两篇批判文章，就是典型的闻风而动、赶浪头之作。
丁玲、秋耘都是与我同一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作家、老干部。我刚跨进文学门槛——全国文协时，丁玲还兼任着文协党组书记。会上会下，她那率真、有时多少有点尖刻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那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散文集《陕北风光》《跨到新时代来》《欧行散记》等，都是我当时爱不释手的读物。秋耘那时担任《文艺学习》常务编委、编辑部负责人，我作为该杂志的一个年轻作者，曾经过他的手发表过评论《不能简单地了解人的生活和感情》、特写《把病人放在最前头》以及一些短篇新作评论。他那笔锋犀利、一针见血的文艺随笔《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我刚一读到时，真是感同身受，像是说出了埋在自己心底的话。可以说，我当时是十分尊重这两位作家的，虽谈不上有什么深交，但也没有什么积怨；一句话，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政治风标一转向，反右形势明朗化，当丁玲、秋耘成了众矢之的时，我这个反胡风斗争中犯过“右倾麻痹”错误、在整风鸣放中表现“右倾”的人，唯恐再犯大的错误，迅即转变立场，拉开反击右派进攻的架势。
对秋耘《刺在哪里？》一文的批判，我是走在前头的。那时中宣部文艺处辑印、供批判用的《黄秋耘言论》还没发下来。由此可见我“嗅觉敏锐”、“行动积极”之一斑。秋耘在他的文章里尖锐地指出，我国文学界的肉里“埋着一根刺”，“这刺，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带来的害处”。而“教条主义对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在提倡粉饰现实、反对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面”。他大声疾呼：“必须拔掉长在自己身上的像豪猪一样的刺。”本来，秋耘对文学界现状和症结的剖析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的。他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也是认同的，只是觉得他把文艺界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我批判他，可说是同病相怜，也可说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我在批判文章中仍然口口声声中称秋耘为同志，把他的错误当作“文学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来批判，然而我又身不由己地跟着那股来势凶猛的反右旋风跑，极其轻率、武断地认定秋耘的右倾思想“是和前个时期那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汇合在一起的”。这就把他推到敌我矛盾的边缘，只差戴上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帽子了。我把批判的调子定得很高，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也无邀功请赏之意，但那里面确实掺杂着表白自己与右倾思想决裂的私心杂念。
我写批判丁玲两篇散文的文章，是在作协党组历时三个半月、开完27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之后。这时丁玲已被钉在“反党”的耻辱柱上，报刊上声讨、批判她的文章连篇累牍。我主动加入“墙倒众人推”的批判行列，同样反映出我是多么急于从“严重右倾”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当我听到郭沫若、茅盾两位文学前辈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的性格，是丁玲自己的性格。”（茅盾）“《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主人公贞贞，是丁玲的自画像。”（郭沫若）又听到周围的同事在议论：丁玲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开“我”。于是，我自告奋勇地投入战斗，按照上述框框，抓住《记游桃花坪》《粮秣主任》这两篇散文大做文章。我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戴着有色眼镜在字里行间找问题。寻章摘句、牵强附会地断定丁玲“以自我为中心”、“不断的自我扩张”，在描写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的名义下宣传自己、歌颂自己。从丁玲抒发的个人感情上纲上线到世界观，挖根子，戴帽子，什么“道道地地的唯我主义世界观”、“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腐朽气息”啦，什么“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轻视群众的个人第一主义”、“贪党之功为己功，贪人民之功为己功，俨然是一个救世主”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我今天重新面对这篇判决书式的文章时，不能不为自己也曾挥舞过棍棒而感到羞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