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以后，我随着河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七干校，从保定到石家庄，从隆尧到宁晋，参加旷日持久的“斗、批、改”运动。我在班、排的整党会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要害问题，诚惶诚恐、一本正经地做了五六次斗私批修的检查，狠批自己“充当了文艺黑线的吹鼓手”，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不止一次地声泪俱下，但依然过不了关，迟迟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同志们众口一词地批评我对周扬、远千里恨不起来，在思想感情上同文艺黑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划清界限。“书记、部长的不少讲话、报告出自你的手，你这个干事在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制造复辟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一个单位的当权派”，“你是文艺黑线的宠儿，正在被培养为资产阶级文艺的接班人，砸烂黑线黑网，把你的既得利益也砸在里面了，你失去了成名成家、向上爬的阶梯，禁不住为文艺黑线唱挽歌”……面对这些“刺刀见红”、上纲上线、狠触灵魂的批评，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了。
“斗、批、改”结束，重新分配工作，工、军宣队把我打发到一所工科院校。好心的同事为我去说情：“束沛德既不懂机，也不懂电，分配到机电学院，他能干什么？还是应当让他搞文艺工作。”一位军宣队负责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是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滚出来的，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占据文艺阵地。”这时我心灰意冷，别无选择，只好被迫改行了。可我依然关注着文坛的风云变幻，作家的遭遇命运……
2000年5月11日
归队·挑担子
我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一所工科院校，做宣传工作、秘书工作，一蹲就是六七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艺黑线专政”论被推翻，我也逐步将“文化工作危险”、“不再搞精神生产”、“投笔从农”等消极情绪抛到九霄云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归队，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
1978年早春二月，我从报上刊登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见到了我的老领导、老作家沙汀的名字，真是喜出望外。“十年浩劫”，天各一方，生死存亡，杳无音信。曾一度风闻沙汀已不在人世，现在他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怎么能不让我激动不已呢。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寄往政协会议秘书处转沙汀。没想到，隔了几天，就收到他发自“北京友谊宾馆主楼四百三十五号”的一封回信。时隔十多个春秋，重新见到他那写得密密麻麻、工整而清秀的笔迹，感到格外亲切。他在信中告诉我“奉调来京参加工作”，“我的愿望是搞创作，但组织上既然要我来社科院文学所任所长，当然只有服从调配”。当他得知我还在一所与自己所学专长毫不沾边的机电学院工作时，热情地表示将帮我找机会归队，争取调回北京从事文学工作。同时又直言相告：“只是你千万得有精神准备，因为据说调动干部来京，数字控制较严。我想你不至于把这看成推诿的托词吧。”后来，经过他多方联系，又得到严文井、李季、张僖诸位老上级的帮助和支持，全国文联、作协恢复工作后，我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作为“业务骨干”又调回北京，重返文学岗位。
金秋十月，到作协报到后，第一个找我谈工作的是《文艺报》主编冯牧。他当时兼任恢复作协筹备组成员。在黄土岗四合院，冯牧那间狭窄、光线暗淡的书房里，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决定让你到《文艺报》工作。现在作品很多，需要有几个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些作品，为编辑部拟定一些选题，组织评论文章；自己也可以写一些文章。我50年代末到‘文革’前，在《文艺报》就是干这个工作。”分配我做这项工作，可说是正中下怀。当冯牧看出我多少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又鼓励有加：“你50年代就在作协创作委员会，也为《文艺报》写过一些文章，还是有基础的；熟悉一段情况后，是可以胜任的。”开完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创作联络部这个机构，它担负着上世纪50年代作协创委会的相当一部分任务。这时，作协负责人、也是上世纪50年代我在创委会的老领导李季，斩钉截铁地、没有一点商量余地地让我和另一位同志共同负责创联部办公室的工作。这样，我未能如愿到《文艺报》从事文学评论，却与文学组织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继续在文学界“打杂”，又做了20年服务性的工作。
我第一次跨进创联部办公室，脑海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创委会，我又回来了！”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似乎富有戏剧性，谁曾料到：我1958年初离开创委会下放劳动，在张家口、天津、保定、石家庄转了一大圈，度过20个春秋，又回到自己最初供职的部门——创联部。日常工作仍然是调查了解文学创作、文学队伍情况，组织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加强同会员作家的联系，等等。真是无巧不成书，《作家通讯》1953年创刊，1980年复刊，都是我经手操办的。同时，我继续扮演“文件作家”——秘书的角色，参与起草开幕词、祝词、演讲稿、文件批语、会务工作报告诸如此类应用文。我所做工作的性质与上世纪50年代大同小异，相去无几。但时不待人，我已由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一个年届半百的中年人了。上世纪80年代初，周扬来作协看望大家时，当着我的面，对作协一位负责同志说：“束沛德，我早就认识了，在文学战线工作30年了吧，是作协的老同志了。”他问我：“你是创联部主任了吧！”我回答：“主任是葛洛，我是一个助手。”稍后一些日子，历经磨难的老编辑家、评论家陈企霞也在作协的一次会上说：“束沛德20多岁就给周扬起草访苏的演讲稿了，如今年近半百，怎么还不能让他挑挑担子呢？！”
随着中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在一些老同志的关心、提携下，我有幸于1982年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党组。最初让我担负的工作，是协助常务书记抓作协书记处的运转。当时的四位常务书记——冯牧、朱子奇、孔罗荪、葛洛，都已年逾花甲，有的已年逾古稀。尽管我也50出头，但在他们面前，是后生晚辈，还算个年轻人。新旧交替，以老带新，我是他们传、帮、带的对象。经过他们几年的言传身教，我得到了这样的评语：“沛德对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态度还是鲜明的。他考虑问题、办事情细致、周密，确实是个秘书长的人才。”这样，我就于1985年初持培训合格证上岗了，挑起了作协书记处书记的担子。
至今我难以忘怀一些老同志对我们这批接班的中青年干部“扶上马、送一程”的真挚感情和热切期望。张光年同志叮嘱我们：无论工作多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承认、接近你这个“文化官员”。冯牧同志希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勇气坚持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力求在理论、文化、业务方面具有更广泛、深厚的素养。葛洛同志则要求我们眼睛向下，面向30多个省、市作协，面向几千名会员，及时吸收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
我在作协党组这个位置上待了9年，经历了以张光年、唐达成、马烽为党组书记的三届班子的变迁，被一些同事戏称为“三朝元老”。在作协书记处这个岗位上待了12载，后几年主要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弥补班子疏忽遗漏的工作，因而又被同事们戏称为“拾遗补缺专业户”。三年前站完最后一班岗，我也完成“以老带新”的任务，从一线退了下来。
“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干了大半辈子，得到这么一句评语，也就心满意足了。
2000年6月22日
我给作代会“打杂”
1949年7月，我刚从高中毕业，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密切关注那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盛会。从报纸、广播中获悉毛主席亲临第一次文代大会会场，对代表们说：“你们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主席的一席话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不仅当时成了激励我投身文学工作的动力，而且后来成了治疗我的“打杂烦恼症”的灵丹妙药。每当我在文学界“打杂”遇到麻烦或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就想起主席的“人民需要你们”的话。它一次一次说服我在“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
其实，1949年7月召开的文学界会议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23日宣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简称全国文协，这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同时举行的。
如果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时，我在上海遥望着北平，感受文艺的春潮涌动的话，那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时，我已经来到北京，身处文艺的滚滚热流中。1952年秋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调到中宣部干训班进修。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周扬同志需要一个助手，组织上考虑调你去很合适”。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兴冲冲地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向当时中宣部机关所在地报到。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同志同我谈话，他说，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现同周扬同志商妥，让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熟悉文学界的情况。这样，当年冬天，我和丁玲的秘书陈淼随严文井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大门，最早投入二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为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做准备。
1953年9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我国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举行的。同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二次文代会召开之前，我作为创委会秘书，有幸在邵荃麟、沙汀麾下，参与组织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文学界领导骨干三四十人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2号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工作。学习持续了两个多月，围绕四个专题，冯雪峰主持学习，我全程担任讨论会的记录。每个专题学习都有人做主题发言，然后由冯雪峰做小结。这次学习，被看作是为二次文代会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次学习讨论和二次文代会上的讨论，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提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估价问题。周扬同志在大会上指出，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基本倾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二是要创造典型人物、理想人物和英雄人物，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人民。周恩来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要创造典型人物、理想人物，来鼓舞人和教育人；我们的文学是要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上。
二次文代会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明确了今后我国的文学艺术要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二是组织上的变化，即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
1960年7月，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时，作协召开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而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所以作代会就比文代会少一届。
1953年到1979年间，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们经历了怎么样的命运呢？李季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关于作协恢复活动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中讲道：“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以后，我们文学战线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中国作家协会和各个兄弟协会一样，陷入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灾难。一九六六年以后，作协机构被彻底‘砸烂’，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全部物资设备——从办公用房到档案、资料、图书、家具，也都流散丢失……”其间，我也被下放劳动，被戴上胡风集团“坐探”、“中右”、“小爬虫”等一顶顶帽子。十年浩劫之后，春回大地，作协恢复工作，我又回到了自己最初供职的单位、部门——作协创作联络部（前身即创作委员会）。
在热切的期待中，我们终于迎来第三次作代会的召开，那是1979年11月。第三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第四次文代会一起举行的，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后，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的大会。当时我归队已有一年。会前那一年，从春到冬，我参加大会筹备组文件起草组的工作，参与起草《作协工作报告》，修改《作协章程》，为了写文件，我们换了七八个招待所。大会期间，我担任简报组组长。
第三次作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一起开会听报告，同时也分头开小会。大会进行了几天后，作代会召开了。晚上11点多了，李季同志对我说，明天刘白羽同志要在作代会开幕式上讲话，要求我为他赶写开幕词。我奋战一夜，第二天凌晨就交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