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村庄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提上一个编织袋，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城市打工。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宁可一堆一堆地坐在人行道上打扑克也不愿意回去。如同当年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城市，现在是农民逃离土地的时刻。一排排的农舍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空寂的村庄渐渐丧失了生气。
然而，我竟然在一个空寂的村庄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这个村庄的墙上完整地保存了各个年代的标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口号到七十年代革命领袖的语录。令人费解的是，那一条窄窄的主干道上，每隔五六米，墙上就贴了一张治疗花柳病的广告。拐入路边一个臭气熏人的简陋厕所，整面墙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如何治疗阳痿或者淋病。我差不多就要这么猜想了——如果村庄里不是开了一家妓院，那就是开了一家性病诊疗所。
三十多年前我抵达乡下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田野之间的开放气氛令人瞠目。一大群人嘻嘻哈哈地涌入一块田地，割稻、插秧、锄地兼带互相骂娘或者泼粪。最为放肆的是那些结婚不久的小媳妇。她们似乎是过来人了，一大堆叽叽喳喳地说起床上的事情百无禁忌。一个小媳妇突然意识到我就在边上锄地，指着我哧哧地笑起来：“他都听见了！”另一个小媳妇大声说：“他们不就爱听这些吗！”一阵放浪的笑声之中，我反而成了一个大红脸。有时，一伙小媳妇会风卷残云般地冲过去，七手八脚地按倒一个汉子，往他的裤裆里塞泥土。搏斗之中，她们的衬衫倒卷起来，露出了古铜色的结实后背。
那些未出阁的姑娘混在小媳妇之间，她们仅仅是鼓噪而不动手。听到各种赤裸裸的玩笑，她们照样开怀大笑而毫无扭捏之态。一群人公然议论村里的一个流鼻涕的娃娃，说他的鼻子是张三的，耳朵是李四的，额头是王五的，我在阵阵喧笑之中茫然了很久才明白，原来众人正在集体揣摸谁是这个娃娃的父亲。偶尔他们也会将话题转到了那些姑娘身上。锄地的间歇，一个白皙的、嘴边有个黑痣的姑娘将下巴搁在锄头把上偷懒，边上一个汉子问她是不是想嫁给村里的那个小木匠。小木匠擅长在木床上雕出各种龙、凤或者花卉，这可是一门挣钱的手艺。那个汉子露骨地说：“你让他把钞票哗哗地点过来，然后爬上那个雕花大木床，这才叫爽啊！”那个姑娘脸不变色，朱唇微启，极其清脆地吐出一句粗话。一张姣好的面容与一句脏话结合得天衣无缝，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惊愕。
穿过田埂的时候，当年那些放浪的笑声和粗话突然在脑后回响，可是现在的田野上空无一人。不会再有一大堆男女拄着锄头在那里闲话、嬉闹或者扒谁的裤子，种种男欢女爱的故事不会再有阳光、泥土或者稻草垛子的气息。我觉得，这些故事变得幽暗起来了，偷偷摸摸地转移到灯光暧昧的发廊或者按摩店这些地方，只有墙上那些治疗性病的广告被风刮得簌簌地响。
另一个村庄就在高速公路旁边，远远望去东一疙瘩，西一疙瘩的房子。这个村庄似乎很兴旺，房子还在一幢接一幢地盖起来。村庄背后的一座小山坡被劈开了，植被下面露出了一大块黄色的土芯。这是盖房子就近取土的地方，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那里。多半是资金的原因，村庄里的许多房子盖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裸露的红砖还未抹上水泥，屋顶上一簇簇钢筋指向天空。一些房子的窗口伸出几捆长长的木条，另一些窗口已经拉上了窗帘——先住进来再说。一些赤膊的汉子在这些房子门口进进出出，不知是房子的主人还是建筑工人。一幢尚未完工的房子迫不及待地在底层开了一个杂货铺，贩卖香烟、方便面和矿泉水。没有顾客的时候，主人就将卷帘门哗哗地关上。
村庄里有各种版本的房子。木头模具架还未拆除的，修了两层停下的，墙面上抹上了灰色水泥的，许多房子的外墙醒目地架设着白色的PV管，偶尔还挂了一台空调机。至少有一半房子的屋顶搁上一个亮晶晶的铝皮太阳能热水器。这些杂乱房子中间突然会冒出一幢鲜亮的小楼，铝合金窗上镶入蓝色的玻璃，墙面的白色瓷砖和屋顶橘黄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之下闪闪发光。
村庄里老房子的窗户又窄又小，内部光线昏暗。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厅堂上的木制桌椅，屋角的锄头和畚箕、粪桶，悬挂在房梁上的蒜头、辣椒，一台老式的榨油机，登上二楼的楼梯，这一切无不沉浸在半明半昧之中。老房子主要是由木条和黄泥墙搭盖起来，坐落在石块垒的墙基之上。传说这些老房子冬暖夏凉。年深日久，一代又一代的老人陆续死去，新生的婴儿呱呱坠地，长大成人。房子的横梁和柱子慢慢变黑，泥墙被雨水冲出了一道道弯曲的纹路，整幢房子仿佛在土地上生了根，若干藤蔓沿着墙根爬了上来，房子附近长出了一簇一簇的灌木。很久以来，荒野上奔窜的豺狼虎豹已经沦为遥远而飘渺的传说。大部分动物早就不再在林子里游荡。它们一拨一拨地进驻老房子，安营扎寨。屋檐下有了个鸟巢，猪在厩里哼哼，鸡、鸭在天井里悠闲地觅食、拉屎，狗忙碌地跑进跑出，老鼠、菜花蛇和青蛙隐在台阶下面的小洞穴里，一团团的蚊虫盘旋在炉灶口……
新建的房子窗户宽大，有一扇门通向阳台，厅堂里十分敞亮。这些房子多半是套用了别墅的设计图。奇怪的是，大量新盖的房子朝向不一，形状各异。阳光掠过山坡斜斜地打在村庄里，这些新房子犹如山上滚下的一堆乱石，高低参差，东歪西倒，或者挤成一团，或者一哄而散。有些地段新建的房子一幢挨一幢，七拐八斜，错落起伏，村庄里的道路因为这些房子而不断地打转，甚至呈锯齿形。如果不是从这些房子的缝隙看到那一座笔架似的山峰，我几乎无法辨认村口的方向。
村里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密，田园仿佛消失了。房前屋后随便用一些碎石块垒了垒，拦一些泥土种几畦瓜果蔬菜，这就够了。偶尔见到一个浇园子的小水坑，水面上漂浮一些塑料袋、木橛子或者小鸡的尸体。田野和庄稼都在很遥远的地方，似乎和这个村庄没有什么联系。附近有一片树林孤零零的，仿佛被村庄排挤出来，突兀地待在一边。
乡下人的快乐和苦恼无不来自土地，很难想象游离了土地的日子。可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稻谷和瓜果愈来愈贱，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在田园里忙碌。土地似乎正在渐渐地滑出生活。赶快用手里攒下的几文钱给自己盖一幢房子吧，说不定这是抓住土地的最后一个机会。再迟一点或许什么都没了。
车子穿过村庄的时候，一个人指给我看村中央一幢类似于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白色建筑。他称之为“白宫”。这一家的主人在海外发了不少财，回到老家盖了这一幢房子。房子里闲常没有多少人，主人每年顶多回来住几天。但是，据说这幢房子里所有房间的墙面上都饰上了黄金，推开门就是黄澄澄的一片。
这个村庄里的多数人家都有人移居海外，移居的形式多半不太正规。潜伏在某一个令人窒息的船舱里，从哪一片海滩爬上那个陌生的国度，那些称之为“蛇头”的中介人从中收取多少费用，这些是流传在村庄里的秘密消息。到了那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待在一条“唐人街”，即使不谙外语也能在老乡的小餐馆或者超市里打工。积攒了一些工钱寄回老家，父母或者兄弟就有办法慢慢地盖起一幢房子来。事情看起来就是如此：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比赛似的到了海外，村里的房子一幢跟着一幢比赛似的盖了起来。如果几个兄弟各自挣了钱，每一个人都得盖一幢显示自己的出息。所以，村里的许多房子不一定有人住。一对佝偻的老两口守着一幢五层楼的小别墅。平常他们仅仅在一楼的卧室和厨房之间走动。楼上脏得很，都是灰尘，可是我们哪里能爬得上去打扫呵，老两口总是对人这么抱怨。一个外地来的窃儿弄了架梯子从后窗攀上三楼，竟然在上面住了几个月，并且窝藏了些赃物。一楼的老两口从未发现什么异常，估计耳朵背。
哪一户人家海外发达的故事都会成为左邻右舍的范本，年轻人不想动身仿佛要被人看轻似的。整个村庄一户衔着一户陆陆续续地飘落到另一块土地，繁衍生殖。他们的下一代降生在异国，并且有了当地的国籍。这些餐馆的厨师或者超市搬运工往往将下一代送回村庄交给父母抚养，路边那些流着鼻涕、一身泥土的小家伙都是外国公民。他们吩咐我小心开车，不慎撞了外国公民可不是闹着玩的。
停了车到路边的一个杂物铺买几瓶矿泉水。几个闲人在一张台球桌上打球，一个临时的水果摊正在卖西瓜，村庄里鸡犬之声相闻——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故事怎么像一些离奇的传说？
这时，有人又说起了另一个村庄。
另一个村庄处于海边的一个凸出的半岛上，山岩嶙峋而土地稀少。村庄里的壮年绝大多数都到了海外，每年寄回的外汇是一个惊人的数额。村庄里只剩下一大批年轻媳妇守着空房和一大笔钱，挖空心思才打发得了闲下来的日子。她们不可能再去挑粪或者锄地，抛荒的田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茅草。一些草台班子被请到这个村庄里唱戏，夜夜笙歌不断。时间久了，风流戏子与寂寞的小媳妇之间免不了擦出一些火花。这时，舞台下面就会有一些流言风生水起，种种若明若暗的故事浮动在墙角或者树梢。另一些时候，这些小媳妇会带上一笔钱，乘坐破旧而颠簸的长途班车来到附近的一个都市大肆购物。商场出来之后，她们拎了大包小包到某家大饭店住一夜，花钱召唤一个哥哥陪伴是常有的事。
故事结束之后，整个车厢一片静默。没有人求证这个村庄的准确位置。
习武是许多村庄的传统。农闲的日子里，村庄中央晒谷场上多半会有一些人袒胸露背地比划拳脚。四条胳膊交叉着拧在一起，背上的肌肉一条条地鼓起来。一个嘿地一声发力，另一个踉踉跄跄地跌出了几步，一跤仰到了稻草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