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母校之恋
范仲淹可能不曾想到，自己以学子身份离开母校十二年之后，再以“掌府学”的资格走进应天书院，“冒哀上书”的同时，又“冒哀”办学且史功厥伟，开一代教学新风。“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应邀回母校应天书院做事，范仲淹是非常乐意的。一个人如果“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范仲淹是非常看不上的；“问大旨”就得以国事为念，不拘小礼小节，以丁忧守制之身勇赴教职又有何妨！更重要的是，走出母校这十多年来，宦游数处，四方交结，深感母校教恩厚重，怀有一种难舍的眷恋；而应天书院之名头，在全国实在是最为响亮，一提出自“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门下，身价立增，谁不仰慕？如今有机会回归母校，去继承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的衣钵，真是天赐良机！
关于应天书院，前文书中已有提及，但无碍再述。
北宋最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若论开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所育人才最盛，在宋代教育史上占有地位最突出，则数应天书院第一。《宋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皆称：“庆历之前虽有……诸儒，称‘学统’者惟有睢阳。”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早称睢阳学舍。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晋。《玉海·应天府书院》载，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支持，遂使这所私学成型。五代末北宋初，出了个名儒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少拜杨悫为师，受五经。据《宋史·戚同文传》赞誉，此公苦读苦学到“累年不解带”；而且“绝意禄仕”，对当官不感兴趣，但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却非常关心，特改名同文，取“书同文”之意。杨悫死后，他继承恩师衣钵，将应天书院做大做强。据《宋史·戚同文传》称，“远近学者皆归之”，“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睢阳门下人才之盛，当时显见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有人说他也是戚同文的学生），家资雄厚，慨然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据曾巩《元丰类稿·戚元鲁墓志铭》说，他出资三百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他还愿意以学舍入官，这让真宗皇帝听了龙颜大悦，“面可其奏”，命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商丘乃睢阳旧地，世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门人则追号“正素先生”，《宋史·戚同文传》又称其追号为“坚素先生”。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被称为“睢阳学统”。世谓睢阳学统于复兴宋学有首创之功。
在此，不妨将应天书院的后续沿革顺便交代一下。
景祐元年（1034），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靖康二年（1127），靖康之变，金人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临安（今杭州），书院遂毁于兵火，久废近二百五十年。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泛滥，归德府城淤积地下，应天书院也随之被埋。明正德六年（1511），知州杨泰有在旧城北筑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继修，始告竣工，归德府迁入新城（今商丘古城），应天书院也随迁城内，现存有明伦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筑。明嘉靖十年（1531），巡按御史蔡瑷将社学改建，沿用旧称“应天书院”。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难逃此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位置在归德府学东。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明代中后期睢阳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已无存。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书院，侯方域撰有《重修书院碑记》。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建讲堂，集诸士而课之。康熙十三年（1674），知府闵子奇又修书院，请来名师执教，“下帷讲学，有醇儒之风，学者翕然宗之”。康熙四十年（1701）书院改为郡义学。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一九〇五年八月，范文正公讲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从此，“书院”铸就的千年辉煌，终于沉寂于历史长河。
且说范仲淹面对这样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学府，怀着一腔眷恋之情回到母校，看到故园风光，思接先师灵魂，想必倍感荣幸又庆幸，兴奋又振奋，觉得肩负重大，充满热情和干劲，决心不负重托，干出一番业绩。再说，这么好的地利之外，天时与人和也都不错呀。
14.天时与人和
上面提到，范仲淹重回母校“掌府学”，是应邀为之。那么，是谁邀请了他呢？这一命运大转折，得力于一个小他两岁的江西人——晏殊。是这个晏殊特邀了他。人称晏殊一生为官，“富贵优游五十年”。他虽然官至宰相，日后却未能像范仲淹一样跻身历朝历代名相之列，所以知之者较少。不过，一提传世佳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世人必定耳熟能详。它就出自晏殊的一首《浣溪沙》。有人知道“抚州八晏”吧？晏殊即为“八晏”之首，下面才依次是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晏殊五岁会作诗，十四岁成进士。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也工，尤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是北宋前期婉约派代表词人，而且相当高产。《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三卷，汲古阁并为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一百三十一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不过，此公最珍贵处更在于他胸襟宽阔，不但不嫉贤妒能，反而热心于唯贤是举，范仲淹之外，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孔道辅、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北宋贤相名将，均出自其门下或经他栽培、荐引而显达于世。所以《宋史·晏殊传》夸他：“平居好贤……及为相，益务进贤材。”更评价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绝不限于“遂请公（范仲淹）掌府学”了。
那么，晏殊何时认识范仲淹的？史无详载。汪藻在《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写范仲淹初历官场，“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之，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接下来“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三十岁调任谯郡从事。作文自叹曰：“余岁三十兮，从事于谯，独栖难安兮，孤植易摇。”（《祭龙图杨给事文》）一直到三年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上书张纶请重修捍海大堤。这期间，范仲淹进过《皇储资圣颂》，吟过《西溪见牡丹》《西溪书事》两首诗，写过《上张知白右丞书》，还为宰相寇准被诬事上书鸣不平。有意思的是，晏殊和另一位宰相吕夷简都曾在西溪镇做过盐官。特别是后来成为范仲淹政敌的吕夷简居此时，手植牡丹，留有诗刻，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正是为此而作：“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另一首《西溪书事》也与此时的心境相通：“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瞳眬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据说范仲淹在西溪还写过一首小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此诗真伪无考。以上这些言行诗作，是否引起过晏殊关注，也史无详载了。那么，晏殊得闻范仲淹大名并惜才倚重，或在兴修范公堤以后吧？这也不去细究。
且说天圣五年（1027），晏殊身为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获罪，贬出京城任南京留守，来到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慕名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任事。这对范仲淹来说，真是“人和”之首也。
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很给力：蔡齐和戚舜宾。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所说“登蔡齐榜”的蔡齐，就是时任应天知府的这个蔡齐。他比范仲淹大一岁，山东胶州人，胶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人长得“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宋真宗一见就对宰相寇准道：“得人矣！”诏令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跨马游街”之殊荣，就是从蔡齐开始的。蔡齐为人刚正，任翰林学士时，手握实权的刘太后派太监罗崇勋主持营建景德寺，命蔡齐写一篇记事颂德的文章。罗崇勋告诉蔡齐说，这篇文章写好了，可望升任参知政事。蔡齐却故意迟迟不写，被罢免了翰林官职，赶出京城。蔡齐后来升任宰相，因与权臣意见不合，辞去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的虚衔，出知颖州，两年后死于任所，年仅五十一岁。范仲淹为他写墓表：“浩然示至公于内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疾，闻善言必谢。”欧阳修为他写行状：“在大位，临事不回，无所牵畏，而恭谨谦退，未尝自伐，缙绅倚以为重。”史称蔡齐“精学博文”，平生所著诗文甚多，可惜都散佚无存，仅留《小孤山》七律一首，有“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东吴第一关”之句，亦可略见其文采。想见当年蔡齐，与范仲淹有同榜之谊，对晏殊邀范之议肯定举双手赞同，是不是他向晏殊推荐范仲淹也说不定。这段史料简略马虎，留待细查。
戚舜宾者，乃戚同文之孙。范仲淹当年在南都就学时，书院便由戚舜宾主理。他严守祖制，“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封赏，莫不有法；宁亲休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土尤乐从。”那时，书院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使范仲淹获益终生。戚舜宾眼中的范仲淹，勤学多思，品学兼优，得祖父真传，无出范仲淹之右者。如今由他归来“掌府学”，戚舜宾当然是最高兴、最欢迎啦！
其实，要笔者说，范仲淹在此得到的最大“人和”，应是恩师戚同文，虽然只是一位人品道德上的“精神恩师”，因为范仲淹求学南都时，戚同文先生已然过世二十多年了。
《宋史·戚同文传》说：老先生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携带他到娘家养育，同文奉养祖母以孝著称。祖母去世，日夜悲哀号哭，几天不吃饭，乡里人为之感动。这样的身世让范仲淹感同身受。
又说：老先生纯正质直崇尚信义，人家有丧事尽力赈救接济，宗族乡里贫困的人也予以周济。十二月的时候，多次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贫寒的人。他不积聚钱财，不营建住房，有人劝说他，他则回答：“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由是，深为乡里推重佩服。这样的品德让范仲淹顶礼膜拜。
史家说：老先生所创立的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正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老先生坚苦励行，力求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为睢阳学统所展现，成其学脉所在。这样的道德学问让范仲淹受益良深，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
今天，范仲淹虽然已不是当年学子，但重返母校，精神恩师戚同文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一如在眼，一如在心，是他最广大最牢靠的人文依托。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回顾既往说：“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与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有着这样的前辈，有着这样的睢阳家底，人和如此，范仲淹能不底气十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