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子的籍贯问题，也成为史学界一桩悬案，历来说法很多：有楚人说，有宋人说，有鲁人说，甚至还有墨子是印度人之说。
楚人说：《淮南子.汜论训》有言：“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的作者是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相去孔、墨已数百年，所以称孔子和墨子为“先圣”。他的意思是，儒之先圣孔子、孟子，墨之先圣墨子，都是“邹鲁”之人。据清代毕沅《墨子注》序和武亿《授堂文钞》中，那时概念中之“邹鲁”之鲁乃楚之鲁阳。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不仅墨子，连孔子、孟子也都成了楚人。
其实，在《墨子》一书中，虽然没有记载墨子的出生地，但仔细阅读，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端倪。《墨子.贵义》篇有这样的文字：“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如果墨子是从楚地鲁阳出发，“南游”仍在楚地，就不应当说“游于楚”，而应写出楚之某一具体地址。只有从北地的鲁国出发，才称得上“南游于楚”。在《墨子.贵义》篇中还有这样的文字“子墨子南游使卫”，这就更为清楚了，如果从鲁阳出发，卫在其北方，该是北游使卫了。只有从鲁国出发去卫国，才说得上“南游”。另外，《渚宫旧事》记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鲁阳文君身处鲁阳，而他说墨子是“北方贤圣人”，这就更为明确地证明墨子并非楚国鲁阳人。《墨子》中是多有记载墨子在楚的活动，但那都是为调解战事，不可误认为就是楚国人。
宋人说：司马迁《史记》中说了一句“墨翟，宋大夫也”，之后的《汉书》沿袭了司马迁之说。于是，后代的史学家们以此推断，宋之大夫当然就是宋人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大夫为先秦时的一种官名，当时诸侯各国皆设卿、大夫、士三级，后世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司马迁之“宋大夫”说，史学界至今没有发现依据。何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在宋为官也并不妨碍他是其他国家人士。普天之下，莫非“周土”，都是周天子封的诸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并不涉及“叛国”“爱国”一说。某国人去他国谋官职的大有人在。如张仪、苏秦，如商鞅、吕不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就说了这样的话：“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以你屈原之人才，到哪个诸侯国去，不是吃香喝辣尊为上宾，何必非要在楚王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一个“怪”字，说出了当时的现状：弃国外仕是常态，大丈夫志在四方，拘滞于“故土难离”倒是咄咄怪事。
其实，《墨子.贵义》篇已经明确点明“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一语道破天机”，说明墨子没有承担过国君授予的任何官职。止楚攻宋是墨子人生的一项辉煌功绩，但也绝非如一些后代史学家所推测，这是一项身负使命的“职务行为”。《墨子.公输》篇有一个细节记载：“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墨子阻止了楚国攻宋的一场战争，这是何其大的一项功绩，不夹道欢迎也该君王出面摆酒庆功吧？可是，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天正下着雨，墨子想到闾门下避避雨，可守闾门的卫兵却不让墨子入内。可见守闾之警卫人员，连墨子何许人也不认识。这怎么能说墨子是宋大夫，甚至恐怕连“故乡人”也谈不上。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一书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查本书中（指《墨子》一书），绝无曾经仕宋的痕迹……其实墨子救宋，全为实行他的兼爱非攻主义，哪里论做官不做官呢？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于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
一向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宋大夫”之说上陷入了主观臆测的误区。既然“宋大夫”一说失去了依据，墨子是宋人也就成了无根之萍。
近代学者胡怀琛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墨子.经下》篇中有一句话：“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这句话中的“通意”，可以解释为“翻译”，全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互相对话，不然，对方讲些什么就谁也弄不清楚了。问题大概正在“通意”二字上。一些学者望文生义，认为墨子与人对话都要用翻译，他不是外国人是什么？外国人才要用翻译么。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断。问题在于，是否非得不同国别的人才需要用翻译？十里不同言，百里不同俗。在古代，交通阻隔，语言不通，就是同一地区，翻一座山，隔一条河，语言也会有变化。中国的地域如此广阔，你北京人能听懂上海话闽南话广东话吗？即使山西陕西隔了一条黄河，山西河南隔了一座太行，两省间语言交流还常常弄出笑话。《战国策.秦策》讲过一则故事：“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怀璞过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同一个“璞”者，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郑人要买璞玉，周人却拿出来鼹鼠，周郑还同在河南境内，语音语意尚且有如此大差异，更何况更大的区域当然要“通意”了。后代学者在注释《墨子》时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墨子》一书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和口语。想来，当年的墨子大概不会说“普通话”“官方语”。所以往往要用人“翻译”。
胡怀琛在《墨翟为印度人辨》中还说：“墨子之学说，其重要之部分曰兼爱，曰非攻，曰节用，无不与佛学相合。”据此推断墨子应是印度人。墨学与佛学是有相通之处，孙中山还说墨子之“兼爱”类似于基督教之博爱，但也没有因此就推断墨子是欧洲人。同处类似生存境遇，“英雄所见略同”地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原本是十分正常的情况。
还有考证者因为墨子长得黑，主张“兼爱”“非攻”，判断墨子应该是婆罗门。金祖同、陈盛良则说墨子可能是穆罕默德以前的回教徒，卫聚贤考证墨子应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但回教徒之说法显然不符事实，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约公元五七〇年，而伊斯兰教于七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朝）才从阿拉伯传入中国，与墨子活动时间相差千年。回教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由先知穆罕默德一手创立。把穆罕默德之前的称之为回教显然不对。此说因漏洞颇多且牵强附会，故为陈登原、方授楚等学者逐一辩驳。
在众说纷纭的争辩中，近年来，鲁人说已经为墨学界绝大部分人所认同。梁启超据《吕氏春秋.慎大篇》，认为“墨子鲁人说，当为近真”。清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其主要依据为《墨子.贵义》言“墨子自鲁即齐”；《墨子.鲁问》言“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言“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淮南子.修务训》言“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据典籍中这些记载，可确证墨子为鲁人。
张纯一在《墨子集解.墨子鲁人说》中又举证进一步确认墨子为鲁人，“《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者，莒在鲁东也，《贵义篇》曰‘北之齐至淄水，不遂而返’，鲁在齐南也……《鲁问篇》鲁君与墨子问答者，设非鲁人何不云游于鲁见鲁君耶？又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观此鲁人，必居距墨子不远。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备梯篇》曰‘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太山，灭茅坐之。’太山即鲁北境也。……凡此皆是为墨子是鲁国人之确证。”
张知寒教授在前人“墨子为鲁人说”的研究基础上，依据梁启超的《墨子学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方授楚的《墨学源流》等大量研究文献，以及他本人的实地调查，从墨子的身世、墨子思想学说的渊源、墨子科技思想发展的渊源和墨子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翔实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结论：“墨子为小邾娄国境内‘滥邑’人。”据《春秋.左传》记：“昭公三十一年冬，墨肱以滥来奔。”此后“滥”为鲁国的下邑。邾国及其“滥邑”，均在当今滕州境内。小邾娄国及临近的薛国、滕国都属所谓“泗上十二诸侯”的小封国。薛为夏封国，“相传黄帝之后。奚仲始封。”（《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西周初期封国滕国，文王子秀始封（《春秋左传.隐公七年》）；小邾国“曹挟后邾公子始封”（《春秋左传.庄公五年》）。这些小诸侯国处于齐、鲁、楚、宋等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大国争霸称王、战事频仍，小国沦为附庸，常常遭裹挟参与战争。只要有战争，无论是胜还是败，对于附庸国而言都是灾难。
鉴于以上考证，任继愈先生说：“墨子里籍有此定论，公输般里籍亦为当今滕州。”史学权威有些“一锤定音”的意味。在墨子去世两千多年之后，在山东滕州市（古鲁地）举办了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确认滕州为墨子故乡，并树立起“墨子诞生地”碑。此后，延续召开多届研讨会，并建起墨子纪念馆等。
学界对墨子出生地的考证尽管艰难烦琐，但十分有必要有意义也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