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才有强调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的话语出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整个“新时期”，强调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却很少正面强调这个族类的“优秀品质”，充其量“知识分子”不再那么遭致贬抑而已。但是，在整个“新时期”，“知识分子”以思考主体的形象出现于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国民性”批判的涵盖面总算把知识分子推到一个批判主体的历史位置上。数年之后，面对知识分子垮掉的现实，刘心武却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劳动阶级”，这不仅越过某种空间界线，而且越过了时间界限，它令人想起“新时期”曾经猛烈抨击过的那些意识形态观念。事实上，仲哥勉强的文化理想，并不只是刘心武勉强给予仲哥的理想品质，它是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强行给予的精神乌托邦，作为企图逃离这个乌托邦的早慧之子，现在又在（或始终在）修复这个乌托邦，却是令人扼腕而叹。
多元的时代：进取者与逃逸者刘心武当然不是复古主义者，更不是传统的卫道士，这个当年“新时期”的主将，不过依然怀有对“人性”、对人类生活的某种理想，只是在表达这种“新的”文化理想时，面临话语匮乏的历史处境，无意中落进“新时期”一度攻讦的“传统”和“阶级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刘心武从来不置可否，因此，并不奇怪，作为散发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理想光芒的现代青年，简莹却能同样得到刘心武的赞许，也许简莹身上折射出来的刘心武的态度更能反映出“新时期”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当年的“谢惠敏们”不过是被拯救的对象，而张俊石和尹达磊则俨然是青年一代的救星。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几乎颠倒过来。简莹们在当今商品化社会如鱼得水，她属于领导当今生活新潮流的那种“公司族”、“时髦族”。当年连穿短衲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的一代，现在已是穿超短裙，浓妆艳抹，出入于豪华宾馆，周旋于洋人之间。在简莹眼里，那群知识分子要么懦弱无能，要么男盗女娼，这些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辽阔大地上奔走，呐喊“救救孩子”的启蒙者、殉道者，如今却萎靡不振，沦落到要由下一代来批判、怜悯和同情。相反，简莹在当今时代却生活得潇洒、老练、机智、勇敢。不管是她盘算着如何造访蒲志虔，还是当众揭露鲍管谊，都可见出她过人的胆略，当然也可见出刘心武对年轻代不同的生活态度所持的理想化赞赏。尽管简莹显示新一代中国青年更为健全的精神人格，然而，她所有的能耐却表现在折腾出国上。简莹这个“无父之子（女）”精神上同样没有“父亲”。她的那种人生态度、行为方式远离传统，而更切近西方文化。“出国”对于她来说，不过是寻找一块适于生存的土壤，这个社会不过为她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居地，只有那陌生的国度，那个神话中的金钱和自由的天堂，才是她的永久归宿。她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叛臣逆子，而刘心武几乎把她当做我们寻找精神出路的小精灵。应该承认，简莹除了有些理想化外，她正是当今时髦的“出国族”的真实代表。
刘心武在这里不仅仅表现出一种社会现象，更值得玩昧的在于我们的文化面临的真正困境：有所作为的一代却不会在文明的现实巾扎下根，他们是因为背叛了我们的文化才获得新生。
这个时代在精神上已经彻底分化，刘心武当然不是茫然无措地表现这个时代各行其是的各种人群，他对简莹的赞赏与对蒲如剑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确实，蒲如剑虽为蒲志虔之了，却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今商业化社会中残灯将尽的情景。他所怀有的文化浪漫主义精神，却使他永远迈不出“青春门槛”，他的艺术追求被几张封面设计图，被几千块钱冲得七零八落。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挣扎的窘境，不过再次证明“适者生存”这条浅显的现代生活哲理。他与简案之间的似是而非的恋情，却仅仅是现代生活的偶然补充。对于早熟的简莹来说，浪漫情调电预支给未来的成功岁月。“必胜客”的分赃毫无铜臭味，相反，却散发着温馨的浪漫气息。只不过在这次浪漫气息的酿造中，简莹像个饱经沧桑的妇人，看着蒲如剑这个迈不过“青春门槛”的纯情少年，幻想着许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再如斯挥霍这段情感记忆（这种“挥霍”在时下流行的“留学生”文学中到处都是）。
事实上，当令年轻一代未必都与“传统”背道而驰，王逸与简莹大相径庭，却与仲哥…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逸在一家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管理水平的合资企业工作，却对佛教、气功心领神会，沉迷不巳。王逸当然表现了当今中国大陆青年的另一种心态和价值取向，企图用“东方文化”来针砭简莹式的实利主义或科学理性主义，却显得力不从心；而这种“逃逸”哲学对当今的商业主义潮流，对蛮横虚伪的权力中枢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权宦之计。只不过当年的“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如今却遁人空门，并且当年的一代启蒙导师（刘心武们）也对此不置可否，甚至津津乐道，这倒是令人惊异的现实。
不管是那个咄咄逼人的简莹，还是那个在“青春门槛”边上磨蹭的蒲如剑——或是沉迷于宗教气功的王逸，更不用说误人歧途的瑞宾，大葱之流，刘心武这个当年的“班主任，这个率先呐喊“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者，现在面对这个“文化失范”的局呵，面对“信仰危机”的现实，不仪无能为力，而且无动于衷，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忧心忡忡，反倒有更多的观赏赞许。对于惟一继承“蒲志虔们”秉性的蒲如剑，这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之子，这个我们时代残存的文化浪漫主义者，他在年龄方面的稚甥，不过是这种文化理想勉为其难的剩余象征一一刘心武却给予了更多的否决。也许人们更多地看到刘心武笔锋犀利，刻画出当代青年多兀化的文化心态和处于分崩离析的文化格局；然而，我却更乐于把刘心武看做个叙述人，看他所持的文化态度与整个“新时期”权威话语的关系。“新时期”确认的“历史主体”（陈述主体），确认的那些价值准则和文化理想，在《风过耳》中已经荡然无存。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信仰与迷信，进取与逃逸……种种相互矛盾或混杂的价值取向，全部交付给历史本身，仅仅是那些理想化的表述方式还可见到“新时期”的流风余韵，而作为一种时代的信念，一种精神风貌，“历史主体”与这种混杂不堪的文化状态同流合污，则足以表明“新时期”早已气数已尽。
结语：缠绵的挽歌认为刘心武自觉解构“新时期”，这显然是夸大其词的说法。《风过耳》之所以可以读出“新时期”解体的种种“表征”，在于我所捕捉和解析的这些“表征”完全是文本中“无意识”或“下意识”流露出来的意义。不管是刘心武本人还是众多的读者，肯定都是把关注的兴趣投放在匡二秋、宫自悦、鲍管谊诸公身上，恰恰是当刘心武在这个据说非常具有“纪实性”的故事中不经意地填充进祁些虚构性的叙事材料时，他给予了这个故事以真实的历史感在虚构历史叙事时，刘心武当然把握住当今中国大陆全方位变动的现实生活，他抓住各色人群表现出的新型的精神气质，或高尚，或卑下，或优雅，或拙劣，总之，抓住了文化危机的尖锐表征。刘心武在刻意表现人性丑恶的时候，可以说他这个在“新时期”一直呼唤“人性”和“真善美”的作家已经唱起“新时期”的挽歌。然而，刘心武的歌唱并不绝刘，也不彻底。不管是在蒲志虔的精神人格刻画上，还是在仲哥的性格塑造上，乃至于在简莹的身上，都无不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剩余光芒。当然不是说小说就再也不能表达“理想主义”，只是在当今这段时间内，人们更乐于看到，更有义务看到“理想主义”解体的绝望情景。《风过耳》既是“新时期”的历史主体衰亡的表征，同时又始终流荡着“新时期”的理想化情调。前眚是刘心武对现实真实体验的结果，后者则是刘心武无法排遣的历史记忆。这是一种“情感记忆”，它深邃而执拗地烙印在刘心武写作的边际地带。
正因为如此，《风过耳》作为我们时代文化破败的挽歌，作为“新时期”终结的绝唱，却还环绕着“新时期”的主旋律，缠绵而悱恻，向着90年代，向着所谓的“后新时期”悠然而往——这没什么不好，这是刘心武的约章，这是一代人的记忆。
在匡二秋、宫自悦、鲍管谊们春风得意，奔走于文化末日庆典的盛大筵席之间的时候，在文化掮客们疯狂争夺和推销文化垃圾的时候，在欧阳芭莎们发出“好玩”的狂欢快乐呼叫的时候，我们时代的文化（末路）英雄并没有全部死去。方天穹（他不过是蒲志虔的另一半）暂时失踪其实是他“复活”的另一种说法，他那精神焕发的神态正“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飞机尚未起飞，现在需要的仅仅是耐心等待。这本书记录的不过是“风过耳”的如烟现实，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然而，一切也会再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