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重要作家之一的刘心武，在90年代写下《风过耳》这部小说并不奇怪。1992年9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在北京大学一个略显拥挤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题为“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久违的刘心武先生。这两个并不相干的事件，在我的思维跳跃的瞬间被重叠到一起，于是，当编辑约我写一篇有关《风过耳》的东两时，我毫不犹豫，慨然应允。我意识到这部看上去平实无华的作品，其实凝聚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意味。与大多数人倾向于把这部作品当做“纪实性”小说来阅读的做法大相径庭，我更乐于把它看做纯粹虚构的历史叙事；因而把它置放到刘心武的作品序列中，置放到“新时期”确立的那些想象关系中去理解，读出叙述人“无意识”泄露的那些历史蕴涵，则是我写作本文的兴趣所在。
历史的残局：缺席者与被遗弃者这是一个由“空难”造就的故事。“空难”是从天而降的灾难，猝不及防，不期而遇，据说现场极其美丽壮观。这是一个破坏性和创造性相混合的瞬间，它摧毁了—切庞大的欲念和渺小的希望，然而，它创造谜和故事。
这个由“审难”创造的故事，被注定了是个不完整的故事，谜和悬念组合的结构。出自刘心武的手笔，这些“谜”和“悬念”当然徒有其表。主角一开始就“死去”（或失踪）一段没有主体的历史，片小折不扣的历史残局，一群乱哄哄的食客，一些失去男人的女人——总之，缺席者与被遗弃者构成叙事的原动力。
缺席者无处不在，它是幽灵，是精灵，是全部至今的历史的给予者，是被遗弃者的精神指南所谓“被遗弃者”，精神分析学的解释就是指“被另一个人绝对占有的人”。原本就不存在“被遗弃”这一说。就像协议离婚一样，谁遗弃谁呀？然而，“被遗弃者”早已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永远托付给一个“不在者”（缺席者），这个承诺是一个“无”，因而它就是绝对、永恒和终极。简珍、夏之萍、陈新梦都是“被遗弃者”，却不是标准的“被遗弃者”，她们相继都背叛了自己的“被遗弃”的身份，然而，她们并没有抹去“被遗弃”的约章，她们骨子里是标准的“被遗弃者”。所不同者，简珍是个老牌的被遗弃者。夏之萍是被遗弃的新生力量（后生可畏），她不仅被这场灾难造成的后果所遗弃，而且在此之前，方天穹可能就遗弃她了。所以，她又是一个双重被遗弃者，一个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被遗弃的双料货。至于陈新梦，她一直是个自我遗弃者（也就是自恋者）。它与官自悦调情不过是自恋的补充形式，一个自欺欺人的毫无意义的补语结构。至于欧阳芭莎，这是一个遗弃男人的遗弃老手，与其说她是一个文化掮客，不如说她是一个职业遗弃者。为了摆脱“被遗弃者”的地位，为了防止随时都有可能加入“被遗弃者”的悲壮而浩浩荡荡的队伍，那就要率先成为一个遗弃者。这个世界主要由“遗弃者”和“被遗弃者”构成，在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在文化上经济上及至政治上和国际外交史上也都大体如此。
确实，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一开始主角就缺席（absence），然后就是一群被遗弃者。
出自刘心武的手笔，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读做某种文化象征？也许这种象征意义含有一个不尽相同的解：A，精神和肉体的主宰者、统治者已经死去，剩下一群被遗弃者，无所作为、恋恋不舍的被遗弃者。主角或英雄已经死去，剩下一群争风吃醋、执迷不悟的“女人”。前者像是“美人失宠”之类的暗喻；后者如同“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攻讦。
我知道没有人不会认为这是牵强附会。这种叙事不过是刘心武在艺术卜勇于创新的一次佐证：利用悬念，用一个“不在”（absence）或“缺席”的幽灵自由而灵活地结构串通各个方面的故事。这一招果然很灵，小说叙事随机应变，悠悠流水，随处成形；信手而出，点到为止；似有似无，令人应接不暇。方天穹这个缺席者搅得大家不得安宁，这个不在的幽灵，无处不在的精灵，无需着墨，却栩栩如生。方天穹像个国王，不仅有一群被遗弃的后妃簇拥，还有一大群叛臣逆子追随。那本残缺不全的遗著《蓝石榴》，像是玉玺大印！然而，我还是无法说服我自己，那个不在的幽灵，一一群遗弃者，一群聒噪者和一个沉默者——总之，一片文化残局，还是令我想起我们时代破败的文化情境及悠然而唱的文化挽歌。
垮掉的一代：文化流氓与文化英雄这个小标题迅速会令人联想到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金斯伯格（N，Cinsberg）为代表的那群狂热分子，或者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用以描述“文革”后无所作为的一代中国青年（其中的某个群落）；然而，在这里，我却用以指称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人们觉得我的说法耸人听闻的话，那就不妨去读读刘心武的《风过耳》。正是这部作品揭示丁令人震惊的现实，使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并且不得不使用这个令人沮丧的说法。
《风过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知识分了百丑图”。
尽管刘心武把故事展开的环境有意搞得模棱两可，还是不难推断这个某事业单位是个‘文化机构”；上窜下跳的几个人物身份不甚明确，他们主要搞外事工作，一看就知道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群落无疑。宫自悦，这个卓越的吃客，每天在各个宴席之间来回奔走而乐此不疲。作为一个文化掮客，他身手不凡，机关算尽，为了弄到陈老的“抗战日记”，他不惜与陈新梦调那毫无诗意的情；为了弄到《蓝石榴》的出版权，他导演和表演了一出出丑剧。匡二秋比宫自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所谓的四舅赖仑的关系，足可见其品性恶劣。“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是“揭老底”的能手，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仅恶劣品性有所发展，而且更加如鱼得水。至于鲍管谊，小人得志，忘恩负义，他不过表明人们的道德感已经淡化到何种程度。
当然，这些人不足以充当知识分子的“典型”，更不能代表特殊历史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已经“垮掉”，早已堕落，充其量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刘心武当然也是在这个意义土来书写他们的形象的。
然而，除去这“堕落”的一族，还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方天穹、蒲志虔。前者在故事开始时就死于非命，他简直是个缺席者；后者显然是因为“大气候”的改变而赋闲在家，他足被“政治之父”否定、拒绝的孤独之子，却也是被一群文化流氓愚弄蹂躏的无用之人。与刘心武本人倾注笔墨于匡二秋之流稍有不同，我更乐于理解“蒲志虔”这个未必十分生动的形象，正是这个人物折射出“新时期”残余的历史意蕴。蒲志虔曾经颇有作为：学者、名流，周旋于文坛上下，往返于欧美之问，学富五车，品性高贵，扶困济贫，乐善好施。他显然与匡二秋、宫自悦、鲍管谊之流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他又如何呢？在整个故事中，他不过是一个无所市事的冥想者或精神白虐者，从意识形态中心，从文化的主流位置退居下书斋一隅二作为一台处理电脑的合适接受者和一次拙劣交易的无辜受害者，他在道德方面表现出的高尚气节，掩盖不住他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甚至他的儿子——那个在简莹看来”愚笨无能、优柔寡断，总缩在门槛里迈不出去的”蒲如剑也对父亲不无怜悯。连蒲如剑都看出父亲懦弱无川，那刈蒲志虔不啻是个终审削决。当然，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庸碌之辈比比皆是；问题在于，蒲志虔足作者惟一作为正面“知识分子”来描写的形象，他的身上几乎寄寓了刘心武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全部理想。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刘心武揭示出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时代的“正面知识分子”除了空有“道德修养”之外，别无所能。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文化流氓横行的时代，蒲志虔们挥舞着那样一张道德的挡箭牌显得力不从心而捉襟见肘。事实上，他如此轻而易举被“政治之父”否定，被文化流氓愚弄，除了证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无济于事之外，同时表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族类的彻底破败。
有必要强调《风过耳》这部作品出自刘心武的手笔这一事实——我说过这一事实本身具有历史象征意义。“蒲志虔们”某种意义上乃是“刘心武们”的化身，正是他们构成8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乃至文化）的主流。他们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涨潮落，伴随着“新时期”的辉煌崛起……步入历史。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在任何一本关于“新时期”的文学史论著中，它都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枝报春花”（或者类似的说法）；在港台的报刊上，刘心武有“伤痕文学之父”的美誉。“新时期”的中国作家（推而广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以“班主任”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以“反文革”为历史前提，以“教救孩子”勾现实责任，而迅速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在意识形态的漩涡中心几经奋力拼搏，“救救孩子”迅速成为“救救民众”，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主体。在行使“启蒙”的历史职责时，在讲述“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等等历史主题时，知识分子俨然是，其实当之无愧足“新时期”的主角。“刘心武们”一度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盗来了火种却焚烧了自己——与其说这要归结于某个历史事件，不如说应该追究这个时代文化的必然命运。
在这里我无力去评定分析历史变迁的各个环节，我仅仅为历史给予的对比嘲像如此鲜明而感到世道沧桑。数年之后，“刘心武们”以“蒲志虔们”完成历史定格，不能不说令人触目惊心。请注意我在这里一直使用复数（们）这种说法，我想人们不至于混淆作为个人存在者（写作者）的刘心武与作为文化象征意义的“蒲志虔们”的意义。我毫不怀疑刘心武先生雄风犹在，宝刀未老，艺术上更是炉火纯青。作为活生生的个人，刘心武先生与“蒲志虔”相去甚远（尽管那上面寄寓了他的人格理想，也打上了他的善良品性）；更主要的在于，“蒲志虔”不得不表现与刘心武同代的知识分子（理想形像）的全部幻灭。那些“救救孩于”的“启蒙者”，那些“大写的人”，那些“主体”，那些文化英雄，“弹指一挥间”，却仅仅是个困守书斋的落寞者。蒲志虔在黄昏时分漫游于“紫禁城”外，揣摩皇卜的空虚与寂寞，真所谓“处江湖之远”，还忧其君。
他的精神漫游，仅仅如此而已，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刘心武过于钟爱他（同一族类）的人物，把蒲志虔对独处“紫禁城”的恐惧体验，说成是“x想干某种匪夷所思的单枪匹马的具有独创性突破性的事”（香港版第278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这个毫无诗意也无抱负的幻想，不过是个闲得无聊的通想而已，何至于使用连串夸大其辞的定语？也许从另方面来说，如此这般微不足道的想象，对十赋闲者来说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业绩了。如果置放到“新时期”的历史序列中，则可以看到，我们时代的文化主角，已经无可奈何到何种地步。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小同香径独徘徊。”只不过，这是在“紫禁城”（权力中心）之外，黄昏时分，驻步远望……也许人们会对我的这种读解提出抗议：这是“理论的暴力”把任意的推论加在作者的头上。然而，对下我来说，这并不是在演绎某些精神分析学（例如拉康的学说）的理论，重要的在于，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的文化（末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