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当代理论与批评的权威性，更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和方法是当务之急。文学批评为人们所看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本身的理论水准和知识构成有关。它似乎是一门不需要多少专业学识的技艺，任何人只要识字，神智清楚，就具备搞文学批评的条件。长期以来，文学批评除了打棍子外，一直在读后感和印象记的水准上左右逢源，而且沾沾自喜。并不是说读后感、印象记一类的文字就不需要，但如果文学批评始终停留在这个水准，并且以为这种方法是文学批评必须保持的最佳状态，那就很危险。80年代后期以来，批评界一直在寻求批评方法的突破，对这种印象式的批评持警惕态度。南帆在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文学批评：科学主义与个性主义》中，把这种印象式批评委婉地称之为“个性主义”批评：“在许多个性主义的批评中，不少陈旧的货色常常从貌似自由的感想后面悄悄地踅出来。缺乏‘新批评’、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学派的训练，许多批评家的联想事实上仍然为社会学——甚至庸俗社会学——所暗中支配。
批评的触角似乎不拘一格地四处伸展，但是批评家的思想足跟却站在原地。”这一评价极为中肯。南帆因此呼吁“批评的科学精神”（不是简单的科学主义）。几乎在同时期，蒋原伦也在他那篇富有挑战性的文章《批评意识论》中，对批评界盛行的“印象批评”、“感受式批评”、“隐喻批评”提出尖锐的怀疑。他认为“批评意这一心理活动的主导特征是知性分析”。不管是强调“科学精神”还是“知性分析”，都可以看到批评界一直就在寻求方法论的突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90年代已经过去很难说批评界在这方面有多少改进。
在文学批评领域，只要运用点复杂些的理论方法，立即就会受到责难：“看不懂！看不懂”是拒绝任何新知识新方法的最有力的托辞，也是对新理论新方法最致命的打击。人们从来不用检讨“看不懂”在主体方面的原因，却奇怪地置对手于可悲的位置。写出“看不懂”东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脱离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有必要读文学批评么？那些号称“人民的”文学刊物办得再通俗易懂，陕北的老农、北京的民工、广州的鱼贩子会读它么？会掏钱买它么？但这也不构成“人民的”文学刊物没有必要办下去的理由。我们有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从来不面对现实。在另一方面，人们总是拿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中国的那些贫困山区还没有解决温饱等现实为由，来责难进行理论探索的人。例如，有位朋友最近从河南回来，就对我说，应该叫搞后现代的人去河南农村看看，搞什么后现代！这种责问同样适合于搞现代、搞启蒙的人，适合于搞康德、搞黑格尔、搞西方马克恩主义、搞孔子、庄子、道家、宋明理学和新儒学的人。难道说这些学问就与河南河北的贫困地区协调吗？难道说北京的豪华汽车、国贸大厦，上海的南京路，科学院的对撞机、长城捆绑火箭就不能与贫困地区和平共处吗？既然后者可以，那么为什么惟有新理论批评是多余的呢？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平衡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电是不平衡的，精神生产内部也是不平衡的。
只有不平衡，才有对抗冲突，才有向前的引力，才有发展的动力。
如果一切都是处在一个层次，处在一个水准上，那还有什么社会进步可言呢！事实上，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大约只有5%的人有兴趣进行知识更新，更多的人倾向于维护有的规范，而当今文学界那些权威刊物的倾向性并不仅仅表现在思想意识的立场上，同时也对新的理论知识不无戒备：当然不可能要求太多的人追新求异，但文学共同体无疑需要更多的人对知识更新采取宽容态度。
这里说的更新理论知识，主要还是要广泛吸取西方当代新理论批评的成果，这种观点在90年代的中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90年代的中国是回归传统的时代，人们热衷的话题是反西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回归民族本位文化——尽管这些话题照样是对当今西方左派的时髦话题鹦鹉学舌，但却理直气壮。这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着眼于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文化在当今时代面对的真正困境。任何文化建设都有其既定的历史前提，不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前提，文化建设就不可能确立牢周的基础。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就文学理论与批评而言，它面对的历史限制是什么？它的阻碍来自哪方面？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它才能找到更新的途径？不考虑这些前提问题，热衷于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把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习简单指斥为照搬舶来品，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说中国文化真的博大精深，真的可能在21世纪领导世界文明的话，它不可能仅仅是依赖占籍的复活，依赖一二种“主义”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说中国文明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的话，它更应该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接受当今人类创造的各种新知识、新成果，兼收并蓄，广泛包容，这样才有一种文明的更新。经不起外来文明的挑战，无法进行积极应战的文明，是不能自我延续下去的，更不用说转型、更新之类的大话。
回到文学理论的话题上来说，创造新的理论批评知识，当然不只是被动接受西方的理论批评，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直接面对的难题相结合，这样文学理论批评才确能力生产新知识。也就是说，理沧批评不是诠释些现成的经典概念，或是单纯地引进、介绍当今西方的时髦理论，或是跟随在文学创作实践背后亦步亦趋，而是建构理论与批评自身的解难题活动，这样文学理论与批评才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更进一步来看，也有必要意识到，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反省。长期以来，人们阅读文学理沦与批评主要是从中获取一些关于当前文学现象的解释，这表明理论批评本身就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文学理论批评应有自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它提出自身的问题，解决自身的难题，才能构成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第二位的附属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从来只关注文学批评谈论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不注重文学批评谈论和提出自身的问题。当然，当代文学批评提不出自身的问题，使得它无法在摆脱附庸地位方面迈开第一步。我想现在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这并不是说文学理论和批评就要与文学创作实践相脱节。
文学理论与批评无疑要与文学现实紧密结合，问题在于以哪一种方式结合，在哪一个层面上结合。我并不赞成西方当今的新理论批评与西方文学创作实践完全脱离的状态，它们通过对第三世界文学实践的阐释来获取理论批评的灵感，找到新的理论话语。当然，这种状况，随着马克思主义左派与当代现实的密切结合，特别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而有明显的、根本的改变。但文化研究关注当代传媒，关注政治经济新闻，这使它在扣紧当代现实的同时，依然无法与文学实践保持直接对话。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算幸运，文学创作实践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占据相当的地位。但是，当今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只是在形式上二貌似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得紧密，只是摆出一种姿态附属十文学创作实践，而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没有站在自身的立场和层次上去看待文学创作实践，没有提出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只是可怜巴巴地盲目地跟随在创作的潮流后而随波逐流。
文学批评应陔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指批评始终要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足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创作可以有它自身的目标，创作非常个人化的特征使得创作总是顽强地逃离批评；创作不是简单地呼应批评，或者与批评毫无关联随遇而安，而是在与批评构成的呼应／逃离的紧张关系中，二者的内在对抗性形成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革命冲动。创作每一次的背叛，都是对批评权力实践的质疑，它促使批评不断去探索新的起点，解决新的疑难，迎接新的挑战。某种意义上，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在这些时代里，它要求更多的智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思想和资料库……”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事实都被强制性地堆放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把握那些错位的、误置的历史环节，清理出更加清晰和真实的历史面目——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杰姆逊语）。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批评以它不自量力的理论妄想对文学创作实践强行切人，它无须顾及创作的反抗、拒绝与厌恶，它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
2001年8月13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