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跟坦克的缘分并不长，反而跟卡车很有缘。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抄走了好几箱书。书是他的影子。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将是怎样地凄苦！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批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特务！他的柏林老婆还到中国来串连过！”唉，柏林妻子！他离开柏林时，把本想留给她的小女儿也带走了——愿思念女儿的心情使她回到他的身边来吧。他给她邮去了路费，一年年地等着，终于把她等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期待中的会见又这样地激动着他。在匆匆的一瞥中，他就把对于他是那么熟悉的她的身影、她的一切都看清楚了。“亲爱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她笑了。她又伤心了：孩子们的德语说不利落了。因为前不久他出差了七个月，孩子们没人管了，就把德语忘了一半。可是他总得下去开展工作啊。他吻别了妻子，又走了。妻子回来一年多，他走了倒有八个月。他怎不想想，这个数字对一个不懂中国话、又对德国有着深深的眷恋的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当时又正逢困难时期。“你看人家全家去德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妻子痴愣愣地瞪着棕色眼睛，作着最后的努力。火车门关上了。妻子的泪水一行行挂在车厢玻璃上。他追着启动的车厢想说，想说什么？唉唉，全忘了，忘了。他只是用内疚的、失神的眼睛看着她，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载走了他的爱、他的心。他的胸膛一下空虚了，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在他那空荡荡的胸膛里撞击着、回响着……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押送“德国特务”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
其实，为确保安全起见，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卡车途经八达岭。雪把他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他柏林家的地毯就是这种绿色。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身上冷得就像穿了“皇帝的新装”——什么也没穿！也许今晚就冻死，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碰到暴力，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也只有束手待坑，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漫天大雪使天地之间成了个大雪坑。王运丰在蔚县的山路上挑着一担煤，一步一停地向山上爬着。爬了半天好像还只是停留在雪坑的坑底。好大的坑啊……
3.中国母亲
一个人在平静的时代生活、工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解放。当王运丰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感到了令人目眩的光明、自由和解放。他的知识和才能，原先就像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让它们冲天而起，展翅飞翔了。唉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六十多岁的人啦，他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有些人受了委屈，或是疯狂地对社会挥着拳头，或是颓废地失掉了自信。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呢？——王运丰摇着头。他自信他的才能，他的价值，所以他这个“德国特务”偏要给周屈、凶险、一切。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某柴油机厂陷于困难境地。“领导同志，让我去支援这个厂吧。”“老王啊，那是重灾区，你知道？”“怎么不知道？我刚从那儿出差回京么。那儿，已经有人吃树叶了。”“你能受得了？”“那儿的上万职工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我还要把三个孩子都带去。整个家迁去！”
“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王运丰问。“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管铸造车间。”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七十斤重的砂箱时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稳定了产品质量。
人们往往以为，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
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以致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务完成之后，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啊。“李师傅，你怎么没吃饭去？”“王总，是，是这样，我粮票没了。”“李师傅，拿着，快买饭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们饿得用自来水把生高粱面冲得稀稀的，当饭吃呢。可怜的孩子啊，爸爸怎么忍心看着你们挨饿啊！他晕倒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瘫痪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谁不愿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长一些，留给子女的钱多一些。老年得病难免会想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发挥。就说在柴油机厂吧，书记很好，带头吃苦。可工厂是多头领导，总工程师制又没建立。他这个党外人士又只能担任副职。他的职权范围就相当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无职无权，无法推广，才能施展不出来啊！医治这种制度上的弊病，比医治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要难多了。
当他干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但是难啊，总有一些绳索从他的前后左右伸将过来。1975年，他靠边站时，有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他是个给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德国特务”，到南京去当临时工，政治上可是担风险的事。但他说去就去了，就像当年走向重灾区。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发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计算机，和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都没有。可我们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货款。”“不能听任外商欺骗！”“客人是我们请来的，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王运丰震惊了：这么奴颜婢膝！
是啊，往往愈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奋发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学使人人格高尚，而无知使人人格萎缩。
“我要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外商想先发制人。
真闹出事儿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那么又会有一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是囚车。不过他这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这些年他们插队、掏粪，而且因为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人老了，更重感情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去了？我是个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母亲的科学家。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让我们感谢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默默的献身精神吧！我已经和计算机站的领导同志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数据，我们决不能花钱买一架废物，更不能让外国人把中国人当作废物。“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又在给我以启示了……勇敢战胜了欺骗。外商同意交一套新产品：“你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
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但是人们往往不震惊，不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习惯了。而习惯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怜的和可叹的、可鄙的和可赞的、可恶的和可爱的统一起来，维系着一个伟大而落后的国家。
“王院长，您来了！”是的，在五杭部党组、国防工办和王震副总理的一次次关心下，王运丰副院长沐浴着党的政策的春雨，来到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院长，您来了！”是的，他又来到了以人相待的社会里，重新感到在人和运动的千差万别中，还有礼貌这一说。而礼貌，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回国三年，实际工作时间只十五年。其他时间除了挨斗、靠边，还有让他干坐办公室。他本来可以创造多少价值？他自己无法估计。他又忙于筹建电子计算中心。“如果说，机械化是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一个象征，那么，电子计算机科学将是从本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重大标志。”——他什么时候成了电子计算机的义务宣传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交游广阔！他几次去西德寻找三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国际合作中，有时私人友谊比官方谈判更起作用。他联系派遣了一批中国实习生去西德学机械制造业，又几次请来西德的专家、教授来我国讲学，进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学的老校长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关系，是最大的愉快。”而王运丰也感受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愉快。可是我们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长时，教育合作才刚有所进展，而这时，老校长已过世了……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往往把精力花在如何转动官僚主义的机器上，而不去转动生产机器，去提高生产力。当我们很多人恨不得把每一分钟拉长的时候，偏有一些人在把每一分钟掏空。制造冤案的时代过去了，但是那种因循的习惯，却像幽灵似地戏弄着勤勤恳恳的人才。母亲老了，往往有些怪癖。好在祖国母亲现在是义占老又年轻：既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和给了我们多少，而是我们是否帮助了母亲！说起来，王运丰被抄走的书至今没退还。他在“牛棚”被迫写的材料，也没退还。“造反派”为了给他强加罪名，硬把他这中农出身改成“富农”，至今也不更正。他的住房还是那么紧，他那些没被抄走的书，也只能继续封存在板箱里——没有地方摆出来。一位西德专家来他家做客时，他很怕有伤国体：“我这间房又是卧室，又是书房，又是饭厅，又是会客室。”
“不，王先生，这已经不错了。你记得吗？”
战后我那间屋连窗玻璃都没有，只好用X光胶片贴在窗框上。
好了，伤感使人衰老，牢骚使人不思进取。王运丰毕竟找到了他的幸福，他从1938年出国留学时就希冀着的幸福：为祖国奉献才能。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王运丰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了一辈子，他确认的最伟大而又平凡的真理，始终只有一条：
祖国高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