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人说五十年代的青年被誉为“蔚蓝色的一代”，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我却实在没有享受到。
就在我和云云的感情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一连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上作组的何组长，那天晚上，他说有事找我商量，依照过去惯例，他到供销社买了一斤炒花生，一斤纯正的米酒（他说，二粬是杂粮地瓜做的，千万不能喝，喝了伤脑瓜子）。喝酒的时候，他忽然问我：“好象老马还是老恩说过这样的话——婚姻是政治的联盟。”
我是学中文的，对这话我自然知道是谁说的，忙答：“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
老何喝了一口酒，用眼斜视着我，问：“你如果和云子结合，算不算政治联盟？”
我漫不经心说：“我们是小人物，真要结合，去区民政那里扯一张结婚证不就完事了？何必扯到老祖宗的经典上？”
老何把手里的酒盅一搁，手中正抓着的一把花生米朝嘴里一里，居然变戏法一般，那把花生米一粒不拉地全在他嘴里了，他望着我摇着头说：“你这话不对，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谁也不准特殊。”
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问：“莫不是在我费上发生了什么事？”
老何严肃地说：“我派人调查了云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才发现她的生母是地主。”
我啊了一声，知道问题的严峻程度，关键时刻，头脑必须十分冷静。我有意把问题淡化。我说：“按土改法，她的成分是贫农。她生下来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生母，是养母把她抚养大的。”
何组长听了我的话，把头乱摇说：“不不不！她的血缘关系是地主，她此身是地主所生。即便她在填表格时，在出身一栏上填上贫农，那‘社关’一栏她总不能漏掉生母是地主。否则，就是隐瞒，对组织隐瞒。这可不是好乱来的！”何组长的话是对的，实事求是应该这样看。我只好退居守势，分辩说：“我是摇笔杆的，是记者，业务干部，不是在党政机关。在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松一点。”
“哎呀呀呀！”老何惊讶地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轻贱自己的岗位？你真叫我吃惊，简直自暴自弃！你的岗位很重要呀！外国搞政变，谁把总统府、机场、报社、广播（那时没有电视）占领，谁就赢庄。要知道，你是在党的喉舌部门工作。再说，你还年轻，谁知道以后组织上会怎样定你的岗位？岂可自暴自弃？”
无论是他的神态还是语言色彩，都听不出他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恶意。甚至，他有长者之风，完全是出自上级和组织对我关心。
为了表示我执意与云云结合的决心，我说：“我立下决心毕生从事文字工作，做业务干部，我不想做官，进入党政机关。”
“傻美！”他用生硬的客家话对我说。这是地道的客家方言。“你神智混乱了！你想当什么，这容得你挑选吗？我们的一切，”他指着那头发蓬松的比正常人大得多的脑袋瓜说，“我们的一切，包括思想，生命，全都由党安排。你今天在这里干得好好的，过得乐滋滋的，党一声号令，一纸公文，盖个图章，要你去喜马拉雅山下的西藏你去不去？叫你去新疆吐鲁蕃火焰山去不去？”
我哑然地张大嘴巴，洗耳恭听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对我的思想启蒙。我理智上开始屈服了，但感情还继续固守与反抗：“我不同意用政治标准当成唯一的条件判决一个人的婚姻。再说，当初又是你主动向我推荐的。”
我认为：这是我固守爱情阵地一束手榴弹，其威力和杀伤力是可想而知。本来，无论是对朋友对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关怀备至的领导，这一席话是很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但是，我已被逼进了死胡同，实在山穷水尽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集束手榴弹对这位事事都讲党性原则的领导，竟毫无杀伤力，我实际上是使黔驴之技，自作聪明。
他用大巴掌抹了一下长满胡茬子的嘴巴，露出一丝令人不忍多看一眼的苦笑，对我说：“小杨，你批评得好，我已认识到这是我在李庄犯的一宗错误。你知道我这几天为什么晚上老是通夜亮着灯？我就是为此事向上级写检讨啊！我，文化水平本来不高，心情又很痛苦，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今天凌晨才写成。”
他说着便从衣袋里慢慢摸出一叠双线纸来，在我面前抖了抖，问我：“我留下这份祎件，你想不想看？”
我没有回话，鼻子一酸，一串热泪夺眶而下。
多好的人儿。这种“奉献精神”何等感人？我明知道他对我和云云的爱情当了一名刽子手，但当我登上断头台时，他那种精神却依然使我感激涕零！他确实是个刽子手，但能怨他吗？这几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他房子里彻夜亮着灯光，我还以为他在炮制李庄合作化层出不穷的试点经验呢，哪会想到他正为我的爱情和婚姻在向党忏悔，在向组织赎罪？这种布满漫天光环的圣灵和情操，让人间一切最虔诚的基督徒黯然失色。在感情危机四伏的深沉黑夜里，我忽然看到丽日当空。天上有九个太阳。不！不止九个。多少个呢？我数不清，天空全是灼热刺眼的电弧光，我无法睁开我泪水蒙住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