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周围有八水环绕，不管它是奔腾还是干涸，一说到这些景致，不少人都为之骄傲。可是掰着指头数，即使把那条藏污纳垢、四下不通的护城河算进去，还是数不够八条。也有一些人很不喜欢古城的老旧，一提到护城河，就斥责它是万恶之源，谴责它蒸腾起带臭的气雾和浊云，飘浮在古城上空，浸淫着人们的肌肤，甚至伤害了人体的脏器；还有那座老祖宗留下的二三十里长、四五丈高，由黄土、青砖垒起的城墙，也是害货。它把古城死死围住，使空气不得流通，让人喘不过气、头脑发昏。
胜利中学在北城解放门里东侧紧邻城墙根的东西路旁，坐北朝南。从这所中学校门口向里，在通向教学大楼的主干道两边，有几块黑板夹在行道树中间。黑板上分别用宋体大字写着“时刻准备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大标语。黑板的后面，东侧是篮球场，西侧是排球场。三层高的教学大楼外墙正中挂着一个大钟。大楼二、三层是初中部；一层是高中部。大楼后门正对着住校学生的宿舍，偏西是灶房；学生宿舍和灶房的后面是砖皮颓脱、黄土裸露的古城墙；教学大楼西侧的一排平房是教研组办公室；东侧靠北紧贴城墙有一个露天舞台；舞台以下是大操场，安置有数排单、双杠和吊环、肋木、攀绳，这里也是全校师生聚会的场所；再向南紧挨外墙，有两排平房，是后勤服务单位和后勤库房，校医室在前排平房西端。
解放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少有考上大学的。家长和上级领导都责怪老师教学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而教师中却有人偷着说，这和环境有关：城河的污水浊雾离校园太近；城墙挡住了北边革命圣地和苏联西伯利亚的来风；冬春季节还不时有阵阵旋风从天而降，扬起尘土。正是恶劣的环境让师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影响了教书育人。
1956年仲春，一场雷雨过后，操场低洼处留下积水和垃圾。一个星期六下午，各班学生一下课就都开始了例行大扫除。在校医室里护士李彩凤向闫泰岭医生请假提前离校，死磨活缠了好一阵，闫医生就是不同意。桌上的马蹄钟刚到五点，闫医生估摸各班的扫除快该结束了，就叫上李彩凤去检查卫生。闫医生走出校医室，迎着和煦春风边走边操着高亢、浓重的山东口音对李彩凤说：“一星期就一次，还不能再等一会儿？”他看上去接近三十岁年纪，中等个头，旧呢子大衣披在魁实的身体上显得很潇洒，圆脸盘上的淡眉下眯着一双和善的眼睛，似乎总带着笑。他外在斯文平易的形象和说话时的粗犷声调很不相合。李彩凤紧绷着带有几分妩媚的脸，不悦地跟在闫泰岭身后。她二十岁上下，戴了一顶有职业标志的白圆边帽，在薄棉衣上套着蓝底绿条的布扣罩衣，黑条绒裤子紧裹在腿上，刻意使自己在穿着上显出与众不同，看起来身材苗条。排球场边，新分来不久的女教师白丽红穿着淡黄色运动服，几缕短发贴在粗糙的脸上，手持排球瞪着锐利有神的双眼，直挺挺地站在几个满头大汗的校队学生面前，像是军官向士兵下达命令。闫泰岭向前打断她的话带着笑容说：“训练完了，记住把操场边的垃圾清理干净。”白丽红扫了闫泰岭一眼微微点头，继续向队员严厉地喊叫。在大楼前，校团委副书记、初三（三）班的班主任、化学老师艾二妹正往外走，一碰见闫医生和李护士即礼貌地打招呼，欢迎他们上楼检查。她个头娇小，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文静持重，闫泰岭记得她是两年前分来的，不少人都说她的勤奋程度和工作能力，不亚于高年资教师，可她看上去比白丽红还年轻。在楼门边，高三（二）班班主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吕易居老师正和学生一起擦拭窗框、玻璃。他是学校年资最高的教师，面颊像是两个松弛的皮囊，皮肉下坠，两个眼袋像两条横伏着的晚蚕，显得暮气沉沉，没有一点“知天命”之年的睿智。然而，他被公认为学校里最有教学功底，在课堂上最有风采、最有幽默感的教师。尽管他平时的模样并不容易让人亲近，可无论何时对何人讲话，他都是文质彬彬、客气有礼。他一见到两位医护人员近前，即谦和地露出笑脸，问道：“看看这窗户擦净了没有？”
“净了，净了，把窗台上的脚印擦掉就行了！”闫泰岭热情地望着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教师。
吕易居看李彩凤没有搭腔，神情中带着些许傲慢，即以关切和教导的口气说：“小李，要跟着闫医生学两手，最近有长进吧？”
李彩凤初中毕业，没有上过卫校，在闫泰岭分到胜利中学之前，她已经在这个中学工作了两年，曾经跟着铁路医院里几个老护士学过，后来能给受外伤的学生抹红药水，给得感冒的人发阿斯匹林，也能在全校范围内宣传“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现在，去校医室的学生，不是喊她“老师”，就是称她“大夫”。她很得意，并不觉得哪一点比闫泰岭差。现在，吕易居当着学生的面这样对她说话，让她觉得掉价。她嘴噘脸吊地走到另一扇窗下和一个学生说话，没有答理吕易居。闫泰岭感到有些尴尬，违心地对吕老师说，“小李还算努力！”
吕易居在闫泰岭的帮扶下，脚从窗台滑到楼边的椅子上踩稳，抬头看见李彩凤还在向远处挪动，就轻声朝闫大夫嘟囔了一句，“别看她光眉滑眼、能不够，其实是个绣花枕头。”
刚检查完教学楼一层的两个教室，李彩凤就悄然离开。闫泰岭一个人把楼下楼上、室内室外检查完后，满意地返回校医室。他不用再去赶公共汽车回东郊的家了，上午党支部书记、总务科长云腾通知他晚上列席党员干部会议，座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对党组织的信任感到高兴，同时也责备自己一直没有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他总觉得自己对党的理论知道太少，连一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都没有读过，不好轻易动笔写申请。加之，离家太远，每天回到家天都要黑了。有了孩子后，家务事虽然主要是妻子葛茹芝忙活，可他在家里也难坐下来。在闫泰岭的心里，他为自己有一个曾在三十年代为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仍在故乡担任中学校长的父亲而骄傲；也为自己和妻子曾在淮海战役前线救护队当过护士、抢救过解放军伤员，经受过战火洗礼而感到光荣。让他更感幸运的是，山东一解放，部队就保送他和葛茹芝到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医专学习；后来，该校并入齐鲁医学院，他们延续了学历，读完本科。三年前大学毕业时，他们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义无反顾地从孔圣人精神润泽了几千年的家乡，来到曾被秦皇汉武蹂躏得缺花少树的古城工作。来古城后，妻子葛茹芝被安排到东郊职工医院当小儿科医生；他被安排在这所中学当了校医，除给师生看病外，也给初三学生兼授生物学课，还负责学校的卫生工作。红色的家庭背景、经历战火考验的革命青春和医学院本科文凭，不仅使他在这所中学里受到倚重，被列入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每月还拿到比同年资教师高出三级的工资，接近姜正宗校长这个“三八”式干部的收入。在学校里，他虽然引来某些人的红眼、冷眼，但更多人对他是赞赏、羡慕，夸他年轻有为。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从心底里认为，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自己的天下。所以，他乐观、满足，直爽、无畏，在校园里是个公认的话多、腿勤、爱管闲事的人。他在日记里写过几句话表达心声：“穿梭淮海硝烟抢救病伤，拜师齐鲁杏园献身医行。扎根古城厚土挥汗耕耘，敬业心系学子报国爱党。”
闫泰岭在校医室休息片刻后，准备到食堂吃晚饭。他出门西望，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回家的学生流水般地向校门口涌动。当他缓步再次来到排球场边时，白丽红和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他注意到让他们清扫的一堆垃圾已经没有了，心里很满意。一阵晚风吹裹着花香扑面而来，他感到清爽惬意，继续慢腾腾地朝楼西的小路上走着，边走边使劲地嗅着，试图分辨出香气来自何方，是哪种花的味道。忽然，背后有人大声呼叫他的名字：“闫泰岭，闫泰岭！”
他回头望去，见是学校保卫干部夏宏雷，别人都称呼他“夏股长”，一个高大威猛、盛气凌人的转业军人。他黑黢黢的额头上一块白疤，在紧缩双眉时，像是一小块裸露的白骨。闫泰岭随即强作笑容，诧异地问道：“啥事儿？”
夏宏雷以不容置辩的口气，急切地大声说道：“跟我走一趟！我母亲发烧卧床不起，你去看看是咋回事！”
闫泰岭心想，“中央领导让尊重知识分子，今天晚上还要座谈周总理的报告，这人咋就这么歪？求别人帮忙还大呼小叫？你平时跟别人横，今天少在我跟前耍威风。我是校医，你母亲有病，关我啥事儿？”于是不屑一顾地说道：“你咋不带她到街上医院去看？学校通知我今晚开会！”
“能带她去，我还找你干啥？”夏宏雷带着火气反问道。他和李彩凤正谈着对象，从她那里已经听到过一些关于闫泰岭的闲言碎语，此时闫泰岭的傲慢劲儿，更让他不满。
“今晚上如果不开会，我就跟你去了。”闫泰岭冷漠地转身起步。他不愿也不屑和夏宏雷争。
“今晚是党员大会，我是党员都请假了，你积极啥？又不是党员！快跟我走！”夏宏雷怒火陡然窜上脑门，他猛地追过去拉住闫泰岭的手，像是抓着了一个犯事儿的，非让跟着他走不可。
“你干嘛？”闫泰岭生气地把手往回缩，试图甩开他。
夏宏雷反射性地用了他当侦察兵时勾手擒拿的动作，狠劲抓住闫泰岭没有缩回去的手指头往下压。只听“哎呀”一声尖叫，闫泰岭就地坐下，疼得喊叫不停。
吕易居听见刺耳的叫声，立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白丽红和几个学生也围拢过去。夏宏雷知道自己情急中失去了理智，惹出麻烦，就匆忙离开。不一会儿，闫泰岭的左手中指就肿成了一个“红萝卜”，不敢触碰。吕易居把他扶起，托着他的左前臂进了语文教研组的房子，把他安顿坐好，安慰了几句后就去帮他买饭。
闫泰岭没有等吕易居买饭回来就离开了。他怒气冲冲地去找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姜正宗告状。在校长室里，胖墩墩的姜校长笑咪咪地听着闫泰岭激动地述说，边听边捋他鼻孔下的两撮胡须。听完后，又摸着刚剃过的光头，心不在焉地问道：“到底是你先惹他，还是他先惹你？”
“我没有动手！”
“啊，是他先惹你。好了，我知道了。都是年轻人，性子急，完了让他给你道个歉。”姜正宗一副弥勒佛的样子，装着糊涂和稀泥。
闫泰岭痛苦地在校长面前晃动了一下左手，十分不满地说：“他是党员、干部，干保卫的，还能随便打人？你只让他道个歉？”
“那你说咋办？”
“校应该给他处分！”
“就这么点事，你还想把人一棒子打死？他是党员，你也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都是一家人。”弥勒佛样笑容顿时从姜正宗脸上消失，态度陡然严肃起来。显然，他说出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掂量的。
闫泰岭十分不理解，为什么曾经是老革命的姜校长如此曲直不分，如此不主持正义。这天晚上的会议，闫泰岭没有去参加。他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径直到解放门医院作了X光透视。屏幕上显示左手中指肿胀畸形，翘向背侧成120度角，指骨中间部位断裂。医生诊断为：“左中指中节指骨骨折”。医院医生随即对伤指进行了手法复位，用纱布、胶布包扎固定。
第二天早上，闫泰岭拿着“X线摄影检查报告单”，又去找姜校长。姜校长看后，改变了星期六晚上的态度，他说，“我要亲自找夏宏雷谈话，先让他给你道歉，然后再处理他。”
星期天中午时分，闫泰岭回到东郊职工医院家属院。进家门后，他看见怀孕显怀的妻子正在给两岁的儿子长长喂饭，就把一肚子委屈憋住，从葛茹芝手里接过小碗，向儿子表达父爱。
“你这手指头咋啦？”葛茹芝看见丈夫包裹着的左手中指，不安地问道。
闫泰岭只好向妻子述说了原委，对于发生过程，他说得很清楚，但对于伤情，他只是说“扭了一下”。
葛茹芝的视线没有离开丈夫的左手，她平和地劝道，“他家老人有病，心里急。不要计较人家的态度，应该马上跟着去看看。他有不对，咱也有错。”
葛茹芝在职工医院儿科工作一年后，就生了长长。她产假刚休满，就去上班，先把儿子放在院里哺乳室、后又转放托儿所。她和丈夫一样勤快吃苦，对生活满足，对家庭满意。和丈夫不同的是，她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科室里都话语轻、话语少，既不对别人说重话，也从不随意抱怨任何人。就是遇到谁情急中失礼和鲁莽，她都能淡化稀释。她端庄的脸上，似乎永远是安详、宁静和微笑。她与人为善的风貌总是收到良性效果，她被选为医院团总支委员，先进工作者。事实上，她对遇到的问题，经常比丈夫还看得清楚。她温存的表情不是植根于软弱和愚钝，而是植根于刚强和理性，来自于父辈的精神遗传、母亲品德的熏陶和姐姐言行的影响。
闫泰岭并非同意妻子的看法，只是不想和她争辩，不接她的话茬，他把话题转向自己家里的事儿上：“接咱娘来的事儿，你想了没有？她在潍坊一定很孤独，要能早点接她过来，互相有个照应，你的预产期不远了。”
“等放寒假，你回去看看再说。还有我姐和那仨外甥女，乡里日子过得不容易，一直没有她们的音讯，你也顺便去看看。”葛茹芝平静地回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