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暧的石头
四月的彭阳，桃花灼灼，杏花艳艳，十分的撩人眼目，每一个桃杏枝头都勃发着青春的诗意，生机无限，春光无限。县城所在的灯盏山，山形奇特，占尽“脉气”，更是独得先机，千树万树的花儿，满山遍野，在风中不知温暖了多少游人。在花儿恣意蔓延的西山的左下侧有一个半圆形的深沟，当地人称之为后山沟的地方，厚重的黄土、散乱的石片，都是那么的不经意、不起眼，但它们也是温暖的，尤其是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它们的温暖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或深埋在土层中的石头，它们的温暖其实与绽放的花儿无关，看上去它们是静默的，但它们却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有谁能够想象，它们经过了史前与人类相伴狩猎的野蛮时代，经过了与人类刀耕火种的洪荒年月。它们外表平静无语，而它们的内心是温暖的，它们的温暖是保持了3万年的恒温。
是啊，走在这桃红杏白的季节里，漫步在这有着三万年历史的后山沟，在烟雾弥漫的历史面前，一个人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三万年以前，人类活动的足迹也曾留在这片温润的土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2002年经考古发现，这里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一发现具有很大的意义，标志着宁夏南部旧石器时期也有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宁夏这块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迄今发掘的只有水洞沟遗址一处，在研究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起源上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宁夏北部，在它被发现80余年后，位于宁夏南端的彭阳县西山脚下后山沟也发现了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作“岑儿遗址”。有相同之处的是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致同属于一个地质年代，距今2.7万年至3.2万年。同一个时期，南北两地，生活着两个族群的远古人类，相隔只有数百里，但却是千山万壑、千难万阻，完全地活动在两个世界。他们的栖身之处尽管有着茂密的森林、丰厚的草地、湛蓝的湖泊、成群的猎物，但饥饿疾病、毒蛇猛兽整天包围着他们，甚至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电闪雷鸣，都足以使他们惊魂不定、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们生活在艰辛、动荡、惊恐、死亡之中，真正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挣扎着活下去，延续着族群的一丝血脉，因为很少有人活过四十岁。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存战斗着，离开了集体，谁也活不下去。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发明了石器：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这些自然的造化物，成了人类的朋友和武器，也成了一种力量的象征。在远古人类的执着坚硬的手中，石头散发出了它的热能。钻石取火，驱散了冬的寒冷；削石为箭，射向奔跑的猎物，使人热血沸腾；磨石成珠，戴在每一个人的脖颈，驱邪镇魔，更让人感觉到石头的温暖。这些石头虽然粗糙、冷峻，但它们伴随人类走过了非常漫长的最初岁月，它们是早期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在彭阳，在形似灯盏的灯盏山下的西侧，在这个叫后山沟的地方，曾经是很荒芜的，它的沟畔上面的山坡上是一片杂乱的坟地，以前是很少有人来的。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十四五岁年纪，到了暑假无所事事，就常和一群小伙伴们翻山游玩时到后山沟来采摘野杏，沟里沟外跑了个遍，十分的快乐，却丝毫不晓得这荒郊寂静之处在3万年前还是一块“宝地”，当然，没有考古发现谁也不会知道。3万年的变迁是何等的巨大，地理地貌、气候特征完全地不一样了。温润的气候、丰沛的雨水、茂盛的草木、众多的禽兽，已经与现代的文明人无关了，它们过早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让人们望不到它遥远的边缘，失望抑或是忧虑，却是复杂得说不清楚。有了祖先们与自然的不屈抗争，付出了不仅仅是漫长的时间的代价’才得以使人类延续到了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将人类延续下去，但我们赖以生存的依靠是什么呢？靠石头显然是不行的，更何况新生代的石头都是冰冷的，没有一丝的温暖可言。干燥代替了温润、干旱代替了雨水、干涸代替了河流、干枯代替了草木，干裂的土地只能望着一层层裸露的山岩，做着曾经是一个庞大湖泊遗留下来的旧梦，很是无奈。经过地壳的不断运动，今日的后山沟已上升到了一个裸露的层面，水是没有的，树是很少的，但这里的石头至少还是温暖的。
如果这温暖的石头能给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一点点什么启示，我想就足够了。
(原载2010年第十二期《朔方》)
陶之美
也许，你不太注意，一只浑身沾满泥土的陶罐或陶杯，因为它们太普通了，在宁夏南部固原市的一些农户家中，你都能看到这样的器物，有的被用来装米，有的被用来盛盐，有的干脆就被弃置在屋檐墙根之下任由风雨侵蚀。这些陶器都是农民们在开垦农田或平田整地时刨挖出来的。在宁南山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二百六十余处，几乎遍及每一处山川河道，分布之密集，就像今天大大小小的村落一样。一些遗址距地表只有几十厘米，遗址之上，破碎的陶片俯拾皆是。它们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过高的经济价值，更不能和精致华贵的古瓷器相比，因而往往被人所忽略或轻视。其实，这些陶器正是这一地区古老文明和原始时代生产、生活发展进步的佐证，它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先民们非凡的创造力、想象力，是现在任何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它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固原远古历史的辉煌。固原历史之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丰盛的水草、茂密的丛林、原始的牛羊、成群的鸟兽、温润的气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随着时间缓慢地向前推移，人类才一步步地告别了粗糙的打制石器和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穴居时代，在步履蹒跚中进人了“少年时期”，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在固原所处的黄土高原上，孕育出了我国早期的原始农业居民，这也是当地农耕文化的肇始。我们的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无数次实践探索，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器物：陶器，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产生，不仅标志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也给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发展与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原始人的衣食起居、生活方式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地区陶器的出现，从时间上看，当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的制作系手工用泥片贴筑和泥条盘筑的方法，多为夹砂红褐陶或橙黄陶，工艺水平不高，类型简单，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它显然也受到了同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这从固原店河遗址、海原曹洼遗址、隆德页和子遗址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随着其后彩陶的出现，才将制陶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在固原博物馆见到过几件彩陶：双耳草叶纹彩陶罐、单耳齿纹彩陶罐、双耳彩陶罐等，颜色都是红黑相间，图纹以网格纹、锯齿纹为主，纹样富于动感，线条流畅自如，彩纹结合完美和谐。尤其是黑彩绘于红陶之上，鲜艳夺目。就拿双耳草叶纹陶罐来说，此罐高23.5厘米，口微敞，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腹中部有对称孔耳，通体施彩，连口唇部位也不放过，腹部施四块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写实性很强，不仅体现了艺术的想象，也是对生活的再反映和抽象概括，因而极富感染力，令人百看不厌。另外，隆德县出土有双鱼纹彩陶瓶、波折纹彩陶钵，西吉县出土有双耳圆纹彩陶瓶，海原县出土有双耳彩陶瓮等数十件彩陶器，可见彩陶在固原一带分布也是较广的。值得一提的是，固原北部七营柴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以单色红彩竖条纹为主，极有特色，这种陶器的饰纹，若不细心观察，还以为是后人涂上去的红彩线条用来作假。以单色红彩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属首次发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固原新石器时期众多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虽不很多（包括稍后的齐家文化陶系〉，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少量的彩陶艺术品，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固原和黄河流域同一时期其他经济繁荣地区文化上密切联系的不可分性，也使我们在赞叹之余，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和无穷的回味。
但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固原灿烂的原始文化的陶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公元前1890～公元前1620年出现的齐家文化，保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存，都属于齐家文化类型，不仅分布面广，而且陶器面世量大，随处都能碰到。这时已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甚至时间已跨进了夏王朝的门槛，我们的祖先仍然平静地生活在原始的村落里，从事着农耕生产，制造着各种纹饰的陶器，用来烧饭盛水、贮藏食物，也制作着数量可观的明器，随葬他们的公共墓地。先民们傍山依水、向阳避风而居，墓地就建在山台之上。尽管岁月的流逝以千年而计，但我们仍然可从固原的店河遗址、铁家沟遗址，彭阳的打石沟遗址、张化遗址等处依稀可辨。尤其是长达十公里的店河遗址中下段的上峡村向阳的山坡面上，暴露着灰层、红烧土和居住面、墓葬区，这里到处都是散乱的陶片，真可谓漫山遍野，难怪整个山坡俗称烂罐洼。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遗址被破坏得较为严重，附近的一些农家多少都有几件陶器。据说以前耕地垦荒挖出来后，认为是墓葬的东西晦气，就地摔碎了事，或是因为偏僻，或是限于财力，遗址没有能够得到保护，叫人惋惜。
齐家文化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首次发现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主要是甘肃、青海和宁夏南部，亦即固原一带，这里地域上属陇东黄土高原范畴，文化上同甘肃其他地方一脉相承。不难看出在当时我们祖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上，农耕经济在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夕是相当发达的，这也反映在陶器制作的多样化和陪葬品的数量上，从发掘的一些墓葬看陪葬的陶器多则几十个，少则七八个。陶器中多见大型或较大型器物，这是一个特点，多数敛口卷沿，瘦颈溜肩，鼓腹平底。我见过高达六十多厘米的陶罐，大有鹤立鸡群俯瞰一切之势，脖颈下饰一圈小圆圈纹，如同一串珍珠项链，肩部四面再配以四个对称的突起乳钉，通体以细密的绳纹自底部旋转而上，直达唇沿，即使不常见的底部都饰有斜方格的席纹。制陶的艺术家们真正是具有绝妙想象力的大师，简直把一个红泥陶罐打扮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楚楚可人之态，十分迷人。有的大型陶罐被施以附加堆纹，长长的泥条沿颈部围一圈，再在圈下斜斜地粘上数根泥条直通腹底，看上去如同风吹动着的一条条飘带，潇洒飘逸，静中含动，仿佛临风的少年，凝望着远方若有所思。这些大型陶器的制作，在工艺造型上都有相当的难度，足以看出我们祖先们的聪明才智以及通过艰辛的劳动而获得的想象力、创造力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什么地方有优秀的战士和手工业者，他们就一定是优秀的画家和雕塑家。”再看一些体型较小的陶器，它们在制作上更是精美绝伦，极富才气，无处不显露出原始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我见过的几只磨光细质红泥小杯，造型就很奇特，一般都是十多厘米高，敞口直颈，腹部一圈鼓起凸出，而底部很小，但很平稳。凸出部分的半径大致就是杯的整个高度，底部大小相当于杯高的三分之一，这种杯分单耳和双耳两种，肩部都饰有一圈小圆圈纹或弦纹，通体光滑细腻，色泽亮丽鲜艳，娇贵妩媚，仪容可掬，可以说是陶杯中的皇后。置于掌上把玩再三，品味良久，彼时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述出来的。另有一件橙黄色泥质陶壶，高不过十五厘米，浑身绳纹，看得出在制作陶胚时是一个整体，后用竹片或其他薄器从上部分离出一个盖来，盖上有一拇指长短便于提拿的泥柱，盖与壶之间两面都有划纹，盖时只要对准了两面的划痕，盖与壶就会完全吻合，复成一个整体，不存缝隙。整个陶壶呈不规则的圆形，向右微微倾斜，盖把也稍歪，显得幽默风趣，如同白石老人画中的一件物什，敢看而不敢动，直怕走了它的灵气。这些陶器摆在今人的面前，它对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启迪无疑是巨大的。
人类在“少年时期”所创造的这一系列陶作品，充满着丰富的幻想，包含着强大的信息，显示着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自由奔放以及广阔的思维空间是它最大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纵观秦汉的一些陶器，不是缩头缩颈，就是四平八稳，充斥着压抑和矛盾，没有生气可言，弥漫着沉沉的暮气，和原始人那种积极向上、生动活泼，洋溢着浪漫情调的陶器相比，则高下判然。今天我们虽然能把陶器制作得更精致更美观，但肯定缺少人在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思维方式所释放出来的神气与灵性。假如原始人能和我们对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陶器的至真至美，那就是和制作它们的土一样平常，和它们盛装的水一样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