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我以为革命及其历史——那样瑰丽而又惨烈的历史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因为它已经化成文字，留在典籍中，写在课本里。我们仅仅是因为要“了解”历史、掌握“知识”而去读它，因为要接受教育而去“理解”它，或是为了高考中榜而死命地背它。“抛头颅、洒热血”，“五星红旗血染成”，这些字眼、语句我们烂熟在心、常常引用、突口而出，但是我们的脑子里更大程度上却还是一些抽象的理念式的东西。而现在，当我知道革命历史就在我们血脉的前源有声有色的奔流、隆隆轰鸣，我们的前辈亲人们曾以血肉之躯投入它、熔铸它，我便一下子觉着历史是那样贴近。而我面对的外公却是从那样的历史中走来的，是那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创造者和见证人之一。因此，他以及他的人生，在我的眼里，带着多少神奇的色彩呀！
愈是贴近，愈觉得神秘。
愈是神秘，愈想了解。
我首先想解开他的爱笑之谜。
在我们与他第一次见面又分别后，他给我父母的信中写道：“在南昌看见你全家九人同来，我高兴。一切担心的事一扫而空。可惜义贞已不在。”
这里有高兴，也有遗憾。
1989年12月31日外公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再过一天，我84岁了。志士仁人，老了就有伤感。我没有。因为虽然平庸，却看到2000年封建制度和100年半殖民地制度被革命推翻了，我是参加者之一。这就很满意了，没有什么‘悲慨’了。”
这里，已经没有“革命尚未成功”的感叹了。做为一个革命者，他的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和磨难，但他无憾无悔。
但我却听舅舅小定说，外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笑的。外公自己也跟我说过，他坐牢，每天都要在牢房里大笑。
外公在给我的信中，也写过：“我在‘文革’中，坐牢很久。但活过来了。因为我唱戏，笑，所以没有生精神病，还会走路和说话。”
“文革”的牢狱中，过得是受罪的生活，为什么还笑呢？
这越发使我感到他的经历和性格的奇特。也越发激起我探寻他的人生历程的兴趣。
在以后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有意无意地做着这种探寻。
外公年过八旬，却思维敏捷，忆力惊人，且十分健谈。他同我谈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历史，对这段历史，他如数家珍。他总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论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我觉得这很宝贵，便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录下来，记了两大本。其间又萌生要写写他的念头。但他很少谈自己，他说：“我只对你讲大事，个人没什么好谈的。”我穷追不舍，才得到一个他人生历程的概梗和轮廓。但这仍使我感概不已，领悟到他人生的奇异和伟岸。
他得知我有写他的生平的想法时，便给我一个警告：你想写我，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
他还在一封信中对我说：“想给我写传的人，有好几起，都不成功。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写的人，文才发挥不出来。你不怕失败么？”
我一时琢磨不出他这些话的意蕴。
不过，他并没有说一定不可以写他，在同一封信中，他叮嘱我：
“如果要写，‘野心’不可大，以平淡为好。记事而已。去尽华藻。”
人的某些愿望一旦产生，便很难泯灭。我开始了进一步搜集材料、调查采访等工作。这些都是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历时数载。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当然不可能达到完整、详尽的程度。但从中，我却窥见到外公那辽远壮阔、充满个性特色、闪烁生命魅力的人生图景——
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
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而他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他说：中国革命，是一场大试验。
将自己的一生投入这样的一场大试验，就必然有非凡的人生轨迹。
他是一介书生，读书是他一生的嗜好。他勤奋善记、学富五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秀才。
他五岁读《三国演义》。
他能背下整本《古文观止》和大量古典诗文。
他精通英文，曾在延安为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做翻译。
他更是一位思想家、理论家。
他二十二岁时，便写下洋洋近四万言的长篇宏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发展道路、动力、对象、前途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精湛的见解。
有人说，宣传部部长难当。而他，21岁就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央宣传部部长。
他是一个“文官”，在军事理论上却颇有建树，并为党的“七大”起草了军事报告。
他长期担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工作，并在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学思想。他在四十年代给“新闻”所下的定义，长期来为新闻学教科书所沿用；
建国后，他是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提出和大力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他积极倡导和系统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即使在晚年，他也善于接受新事物，思考新问题。
比如，当乡镇企业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
又如，当有的人提出经济“腾飞”的口号时，他警醒人们：只顾喊“腾飞”要吃亏！
…………
他首先是一位革命的战士。
他14岁立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投身五卅运动，成为这场反帝斗争中的一位猛士。
他19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与旧家庭决裂。
他本可以当上工程师或出国留学，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充满艰险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为了革命，他饱尝生离死别的痛苦——爱妻壮烈牺牲，一双儿女离散五十余年后才重新团聚。
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因此多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
王明集团统治时期，他两次被撤职、降职。
“文化大革命”，他首当其冲，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被关押近十三年。
他忍辱负重，却从未放弃对党的信念，所以他在“文革”的牢狱里仍放声歌唱和朗朗大笑。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身居高位，却从不谋私利。
他解剖自己：一生不说大话，不说假话，但说过空话。
“他纯洁得就像真理本身。”
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也是恰当的。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并经受历史的考验。
历史的拷问是无情的，历史的检验又是最公正的。
敢于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历史去检验的人，至少他是心地坦荡、光明磊落的；
而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人生，定然是崇高的、不凡的。
关于人生的话题，就是这样既复杂，又简单。
外公的人生具有它独特的韵致。但真要动笔写它，就感觉出难度来。因为，他是一位“文人”、“文官”，不象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生充满惊险的经历和传奇的色彩，可以有很多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而外公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工作者、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虽然一生历经曲折、命运多舛，但更多的是在思想理论战线突跃呐喊、唇枪舌战、冲锋陷阵，或在理性的王国默默探索、深沉思考、躬身开拓、添砖加瓦……
于是有了一种体会：写人物传记难，写这样一位“文官”的传记更难，而要写出文采来即难上加难。我似乎体味出了外公那句“要做好失败的准备”的话的一些意蕴了。
但细细地去体会，也会发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有刀光剑影、炮火硝烟、坎坷惊险。外公的人生经历说明，在这样的领域里，无论是他的非凡的建树，还是他的深重的磨难，都从不同的方面呈显出他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智慧、胆略、意志、品质和风格，并体现他生命的独特的、震撼人心的魅力。
这种魅力，引诱我不能不写。
我所遗憾的，是我笨拙的笔不能把他的这一切很好地描绘、刻画出来。
幸好，外公对我写作的要求是：记事而已。去尽华藻。
我也放弃了写一本外公的传记的念头，我只想写出我所了解的外公——外孙眼里的外公，外孙对外公的人生的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