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另一工作是担任团中央的联络员，任务是做团中央与少共国际代表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住进了代理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的家里。
任弼时，湖南湘阴人，是中国青年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自十六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苏联留学。1925年1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团的“三大”之后，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被派往广州担任鲍罗廷顾问的翻译，任弼时便代理团中央书记。他与夫人钱琮英同在上海，所以有个家。
此时派来中国的少共国际代表是苏联的那桑洛夫，他化名卡拉轻斯基，与他的妻子以白俄的身份住在上海。外公就是负责他与团中央之间的联络。开始，任弼时带外公去了一趟那桑洛夫的住所一次，经介绍认识后，就由外公一个人经常来往，一方面把团中央的工作情况向那桑洛夫汇报，一方面把那桑洛夫的意见和指示带回团中央。外公会英语，但不懂俄语，他与那桑洛夫用英语进行交谈。与那桑洛夫夫妇熟悉后，他利用空余时间，跟那桑洛夫的妻子学过一阵俄语。
由于工作关系，外公接触到了一些党中央的领导人，认识了瞿秋白。
瞿秋白是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选出的党中央局的成员之一，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外公经常与瞿秋白在一起谈论革命形势，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十分谈得拢，关系逐渐变得密切。当他们谈起当时国民党右翼势力对于革命的危险，他们具有共同的焦虑。这问题成为他们讨论的中心话题。外公谈出了心中的迷惑：国民党右派如此猖獗，为什么我们党却没有对此采取有力的措施呢？这时瞿秋白告诉他，党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重大分歧。外公这才第一次知道：党内有斗争。在这以前，他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做斗争，没有想过党内还有斗争。当然他更未想到的是，在以后的经历中，他屡次遭受的残酷打击都是来自党内。第一次知道党内有斗争是瞿秋白告诉他的，所以他称“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这时候党内有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一派是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为代表，主张中国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只有在民主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共产党再来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现时党的任务是调解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陈独秀对参加国民政府和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发展革命的武装持消极态度，对农民运动持消极态度，对国民党右派则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即使发生了由他们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刺杀廖仲凯案”、“整理党务案”等事件，仍然没有坚决的措施，致使形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专制局面。陈独秀贯彻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另一派则以瞿秋白为代表，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民主革命，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国民党内则要团结左派，打击右派。
外公赞同瞿秋白的观点，反对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也决心要更坚决地来同国民党右倾势力作斗争，揭露他们反革命的阴谋和野心。
1927年3月22日，上海八十万工人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上海的反革命军阀统治，建立了民选的市民政府。外公撰文为之热烈欢呼：“这是革命何等可喜的消息！”他写道：“政权是最高形式的工具。民众知道要政权，是最高形式的觉悟。民众能自己起来抓政权，是革命行动的最高方式。”它的意义之重大，还在于“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中国革命开了先声……这好比一件科学上的发明，不久大家便会应用他。”
另一方面，外公也提醒上海民众：革命胜利的果实并非牢固，“外则帝国主义的兵舰，一天天增加，挑畔之举，一天天的加多，内则有假革命的分子，勾结流氓法西斯脱以捣乱“。他特别提出，要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在文章中对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之企图予以公开揭露：
“上海被武装的工人攻下以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机关路透社，公开地说，领导国民党稳健派之蒋介石，行即来沪，当与外人订视汉口协定更优惠外人利益的条约。于是蒋介石果然匆匆地赶到上海，经过南京时，也未曾为震动全国的南京惨案而有停留。到了上海，开口就是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近来帝国主义宣传机关的记者，很多很多跑去见蒋介石，问他是否有权统治上海，市民政府与蒋介石谁是真正的执权者等等，他们是明明要蒋介石过问政治，重新建立新的军事独裁的军阀政权。
“帝国主义者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选就他的理想的谈判对象，消灭革命的上海政权。
“我们的工作，是先要制止稳健派与帝国主义勾结，巩固革命的政权。”
这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3月外公撰写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文章，这说明外公与党内的一些人士对蒋介石的蓄谋确早有觉察。但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对于蒋介石却仍无高度警惕，反而企图联合汪精卫，稳住蒋介石，于4月5日和汪精卫联合发表《汪精卫陈独秀宣言》。宣言不但没有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反而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人民与之“开诚合作”。宣言恰好迎合了蒋介石欺骗、麻痹群众的需要，解除了共产党人应付事变的思想武器。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时机，调集大批军队，并首先利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向工人纠察队进攻，继而枪杀请愿群众，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与此同时，李济深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相继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党和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
“四.一二”大屠杀期间，共青团中央机关还在上海，外公也在上海，但由于团中央一直是秘密机关，并且设在外国租界边上，反动派武装搞不到那地方，才幸免于难。
“四.一二”后，团中央机关秘密迁往武汉，外公也去了武汉。他们装扮成小商人，从上海乘船经九江转武汉。他们乘坐的是英国轮船。因为中国的船常常会被军人征用，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走不成不说，还会有很大的危险，而坐英国船就可避免遇到这种情形，还可避免检查。
到武汉后，团中央机关设在基督教青年会，仍为秘密机关。外公的主要工作是与另两位同志编辑出版《中国青年》。在革命的重要关头，舆论工具显得非常重要，它肩负着帮助广大青年群众认清形势、坚定信念、鼓舞斗志的重大责任。夏天来临，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天气异常炎热，而且湿气很重，连墙壁上也水淋淋的，被盖也是潮乎乎的。由于人手少，任务重，编辑工作非常紧张。天热，他们就打着赤膊编稿子、写文章。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都府堤十号）的礼堂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党内斗争公开化了。经过斗争，否定了陈独秀在报告中的错误主张，批评了他在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通过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会议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会后决议并没有实行。
在党的五大，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他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公出席了大会。任弼时在大会报告中表明了团中央的坚定立场，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贯彻土地革命路线。
会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外公当选为团中央侯补委员。
共青团中央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形成了与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做斗争的坚强核心，外公是其中的骨干之一。他们为力求制止错误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和断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6月下旬，党在东湖召开会议，任弼时与外公起草了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意见书》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要求党中央正视和改正这种错误。任弼时在会上宣读了《意见书》，但陈独秀却耍起了他一贯的家长作风，气汹汹地一把从任弼时手中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扔到地上，还在上面踩了几脚。后来陈独秀就撂职不干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以妥协退让来换取汪精卫合作的幻想，终于酿成了最惨痛的一幕。7月14日，汪精卫集团秘密召开会议，确立了“分共”计划，15日，又举行了“分共”会议，公开背叛革命，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武汉三镇处于腥风血雨之中。8月蒋、汪合流，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外公与李子分、杨善南作为共青团代表参加了会议。
外公回忆了参加“八七”会议的情形：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异常兴奋。留在武汉的同志怎么办呢？同志们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8月6日，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明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的是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向我说明。我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会议，一定会对当前的局势作出重大决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明确了。这一夜我思绪万端，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点天亮去参加会议。
“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个地区住了许多外国人，有个惠罗公司，是一家洋行，专卖高级消费品，价格很贵，中国人很少去买它的东西。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子，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雨廊上直接上了楼梯就到二楼。这里是我们的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妇。我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我们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三十来岁。她认识我，很快放我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屉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三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我们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外公回忆说：会议由李维汉主持，接着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记不得有什么饮料，大概只是喝茶或开水吧。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的职务，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出去一个人。我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外公认为，这次会议有两大功绩：一是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宣告了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二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它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时期。外公也指出，“八七”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但“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会上，许多同志还纷纷称赞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敢于坚持真理，在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毛泽东握住任弼时的手说：“你这个头带得好！”瞿秋白也给团中央的同志以高度赞扬：“很明显，这一次团中央及一部分党员的见解，是高出党中央的见解的。”
1927年9月底，党中央和团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完全转入地下。外公也随同回到了上海。他的工作除编辑《中国青年》外，仍然负责团中央与少共国际代表之间的联络，这时少共国际驻中国代表是阿布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