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感情，表现在战场上，也表现在日常的生活里；表现在与敌人的白刃格斗之间，也表现在顽强砥砺自己的内心活动之中。徐怀中同志的新作《西线轶事》，主要不是靠惊人的战斗奇迹征服读者，而是通过细腻入微地描绘战士的心灵的历程，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篇作品，在我国军事文学中别开生面，在已经出现的描写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作品里，也是独具一格的。
题名“轶事”，似乎着眼点在“事”，其实，全部描写都紧紧围绕着人和人的感情的微妙变化。它并非从严酷的战争中去摭拾一些琐屑的、表面的趣事，而是透过一件件最能反映战士内心深处感情活动的小事，创造一个个本色的性格和心灵美好的人。读完小说，六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电话兵的音容笑貌，那样亲切、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焕发着青春的光采，其中如刘毛妹、陶珂、严莉等人，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深深刻印在我们心中。“轶事”的幽默常使我们忍不住会心的笑，但笑到后来却是感动的泪。某些军事文学作品的英雄人物，常令人有隔膜之感；但这里的几个电话兵，分明是英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方面，他们单纯、善良，喜怒哀乐与我们息息相通，没有一丝儿隔阂，是普通人；另一方面，他们刚强、无畏，勇于牺牲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是了不起的英雄。作者“一支笔并写两面”，在普通人与英雄的辩证关系中，成功地刻画了这些今日的“最可爱的人”。作老把他们誉为“洁净的水”。正是几滴“洁净的水”反映出了大海的风貌。
作者追求的是率真的美。他不回避人物遇到的实际困难和他们的某些弱点，不人为地涂抹“理想化”的色彩，深怕损伤人物性格的真实和完整。对六个女电话兵的刻画，紧紧抓住了人物的女性特征，在女性特征中，又突出各自的个性特征，这样，就非常有说服力地写出，在一场仅仅十七天的战争里，我们的女兵们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异乎寻常地迅速成熟了。六姐妹初到部队，有的“爱嗑瓜子儿”，被送了“五香嘴儿”的外号；有的“爱哭出了名”，芝麻大的事就哭一场；也有的怀着大胆的幻想，偷偷地开始探索“个人问题”。但这些不适应军旅生活的弱点一经指出，她们就迅速改正，以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从家庭和经历中带来的各种习惯，把二十岁女孩子的心，尽快地收拢到了领章帽徽的下面。连队由于有了这六姐妹，格外的有生气。但是，严酷的战争突然来了，她们经受得住吗？她们请战的心是迫切的，一齐上街，把头发剪成了“运动头”。她们的决心是坚定的，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了“死”，做好牺牲自己的精神准备。她们是那样顽强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当在长途电话上和妈妈告别时，妈妈起初是鼓励，后来，“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的抽泣”，这时候她们还唯恐占线的时间太长，说：“妈妈！你看你，还有什么话没有？没有就挂了吧！”多么刚强，多么可爱！但战争毕竟是战争，她们的决心还需要到炮火里去冶炼和检验。刚过红河，头一件困难竟是对女兵最难堪的无处“解手”。头一次架线，遇到三具越军尸首，不敢越过，延误了时间，挨了批评。她们悄然流泪，恨自己的软弱。其中一个姑娘，来了例假，又淋了雨，浑身烧得象炭火，却决不启齿，顽强地忍耐下去。就这样，她们习惯了炮火硝烟，耐住了酷暑阴雨，熬过了嗓子出血和旱蚂蟥的叮咬，直到枪击匪徒，生擒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们战胜了敌人的凶顽，也战胜了自己的怯懦。她们遇到的困难，看起来是微小的，但对一个过惯和平生活的女孩子来说，又是极艰难的。作者发现了这一点，描写了这一点，突破了描写战争生活的某些“禁区”。战争结束时，由于连日的奔波辛劳，六姐妹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汗酸味儿，但是，她们的精神境界却升高了，净化了，发出耀眼的光采。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要在和平环境里，大半生也许难以达到，而在纷飞的炮火中，她们达到了。
我们常常感到，在某些军事文学作品里，英雄的行为是悲壮的，但却很难揣摩出他们完成这些行为时内心的真实活动，往往被大同小异的概念化描写所掩盖。应该说，能否深刻揭示出英雄悲壮行为的动机，是军事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难点。《西线轶事》的突破在于，它不是用一种抽象的英雄主义概念去“套”人物，而是力图挖掘英雄行为后面的时代精神，英雄儿女们力量的来派。作品着重写了刘毛妹和陶珂这一对青年男女。作者首先注意到，这是两个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干部子弟，他们苦闷过，彷徨过，有过“内伤”，他们身上打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他们与抗美援朝时期的青年有所不同，而与今天我国广大青年的思想面貌却不能没有许多相通之处。为了深刻表现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青年英雄的历史主动性，作品主要写战场，又不限于写战场；写了今天，又回溯到昨天，从中寻求着人物的思想轨迹。于是，在《西线轶事》里，我们感到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们强烈地感到，象刘毛妹和陶珂这样的青年，他们勇敢行为的动机，不是来自哪一种抽象的概念，或只是受到某种从外部灌输的思想的鼓舞，而是从他们自身简单的而又不无坎坷的经历中，从他们受过伤的心底里迸发出来的。
男电话兵刘毛妹，是大智大勇、石破天惊的英雄，又是个一度迷惘彷徨的青年。作者努力透过他冷漠的外表发掘他内心的岩浆。“文化革命”中，他的父亲被打成叛徒，母亲为子女前途计，寡情地与之断绝关系，父亲衔冤自杀，毛妹忍受不了别的孩子的侮辱，打架时鬓角留下一道伤疤。这伤疤其实是留在心上的伤痕。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动乱，使他有点看破了红尘。平时，敞着怀，拿军帽当扇子，“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但作者的本领在于掀开了他外表的冷，发现了他心灵的美。他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责任感的青年。要是没有这场战争，他不会那么快地成熟，我们也难于真正认识他。他壮烈牺牲后，发现了一封给母亲的长信。这封长信是刘毛妹心灵的写照，灵魂的剖白，洋溢着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真理上下求索的精神。他看得是那么深，看到了封建余毒和现代迷信对社会的破坏，原谅了母亲的过失。他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信上说：“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吸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他看到了，这是为赢得时间和建设环境的战争，是关系着民族存亡的战争。正是这种用血泪换来的思想，支撑着他，勇如猛虎，视死如归，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就是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一个新一代青年英雄的形象。
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很注意描写人物感情的多面性。多面性不是分裂性，丰富性不是心理的变态，这中间毫无共同之点，每个人物本身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世界。只有真实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和情感固有的复杂性，才可能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在徐怀中笔下，这些年青的新战士不是单线条，单色调的人物，而是有着复杂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象刘毛妹在看电影以后对陶珂的失礼行为，过去的军事作品恐怕是不敢涉及的，会招致有损英雄形象，宣扬“人性论”的非议。可是，只要从这个具体的人物出发，想一想他短促的一生中，郁郁寡欢，缺少温暖的处境，他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他带着不定型的青年的某种鲁莽和空虚的色彩。陶珂当时尖刻地回敬了这个童年时代的伙伴：“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从此他们没有再见面，也没有通信了。简单化的作者会处理为，陶珂和毛妹从此一刀两断。但作者是通晓人物心灵的辩证法的，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两个不同个性之间的撞击、矛盾和反常，两个人自幼培养的感情却如藕断而丝连。果然，毛妹牺牲，陶珂看到长信上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感到对她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伤心落泪了。她怀着深情擦洗了毛妹的遗体。当初冷冰冰回绝毛妹的是她，现在伤心流泪的还是她，作者对这个女孩子的矛盾心理观察和揭示得多么深刻！作品对陶珂性格的描绘，是流动的，发展的。上战场之前，她“一张粉团团的脸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是稳重的，羞涩的，喜欢沉默。当小说回叙了她小小的年纪，流落乡下，讨过饭的经历，我们似乎理解到，这个人物又是很内在的。十几天的时间，陶珂变化了，她开枪击毙敌人，亲手擦洗烈士们的遗体；她追捕越南女冲锋队员的时候，衣服撕成碎片，露出了肉体，也忘了害羞，在所不顾。特别是战争结束，组织上同意她入党，她却出人意外地要求暂时留在党外，继续考验她，希望自己成为一滴洁净的水，再加入到党的海洋里。这就是人物性格的丰富、发展和延伸。这就是作者所要讴歌的战士的心灵之美。
这篇小说，笔调深沉，隽永，从容，委婉，富于色彩感。作者追求的似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他的态度是冷静的，严格忠于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但是，作者决不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全篇流泻着一种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不过，作者善于把燃烧的激情贯注到形象塑造中，善于让感情和倾向自然地流馎出来。这种风格色调，也是我国军事文学中不多见的。如战争结束，女兵们凯旋归来时，常见的作者总要站出来抒情甚至说教，但徐怀中却只让女兵们沐浴后走过人群，农村妇女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挑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便戛然收束了。这一笔看似平淡，却寄托着作者很深的匠心，他不但写女兵们的心灵美，还要通过形体美去映衬这种心灵美，把无穷的余味留给了读者。
《西线轶事》是一曲有力的英雄儿女的赞歌。它从内容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和突破，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它也有结构略显松散和剪裁上的弱点。徐怀中同志到过前线，八○“老兵”。正因为他深深热爱着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自卫还击战的生活和战士的内心世界，才达到了这样难能可贵的艺术境地。把《西线轶事》称为我国军事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并不过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