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下到谷底，沿着渭河跑起来。路边是刚放学的娃娃与赶集的村民。奇怪他们管自走路，对汽车和车中的“乡贤”并无兴趣，不复多年前对汽车的好奇。记得有年我从城里来，一个跑在场院用梿枷打麦的小脚老婆婆问我：“都说汽车汽车的，到底是驴拉哩还是人掀（推）哩？”我说，“驴也不拉人也不掀，它自己跑哩。”老婆婆惊诧道，“噢，这么说它是个活的？那它吃啥哩？”我说“吃汽油哩。”老婆婆于是拉长声啧叹了许久。唉，我的故乡曾经是多么贫穷和蒙昧啊。而现在，还有谁稀罕汽车呢。
我低头下望，看见河里前拥后簇的浪花在急急赶路，它们像不断伸出的手爪，似要揪扯住我，仰面诉说沉埋河底的往事和无尽的悲欢。我有些悚然了。还是一个突遇的场面，我把拉回到现实来：车进村口时，我瞥见卖凉粉的小滩，那个左手平托一块粉、右手用刀快切的老妇，不正是五娘？我差点大喊起来。不料，天宝却淡淡地说：“什么五娘？她要活着，还不快一百岁了？那是她女儿淑贤。”我惊异地回望叫淑贤的女人，那面相，皱纹，装束，真是酷似五娘，且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和苍凉。这一瞬间，我感到了时间的古老，又体味着岁月的无情。
天宝和他的车到别处去了，我独自沿着泥泞、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路走下去。路上不时遇到一些我好像认识，又不认识的男女。乡人老实，不敢贸然向生人，特别是干部模样的生人打招呼，或者他们也在回忆，于是双方皆鹄立着，相顾无言。我此时忽然觉得，人一到这里，连走路的速度都放慢了，昨日的拥挤、浮嚣、嘈杂全都远遁，周遭的宁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隐隐有渭河的涛声传来，偶然有唧喳的春雀儿掠过，让人想到，城里人按钟表的节奏旋动，这里可是依自然的节奏生活，你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分子，你与蜿蜒的路，高阔的天，含烟的树融为一体了。
我终于跨进了门楣上写着“耕读第”三个大家的家门，字迹的斑驳显示着它的古老。陇东南一带，即使赤贫的农家也不忘在门上漆这三个字，表示对农耕，读书，孝悌的敬重。这个门我不知进出多少回了，此时跨入，顿感生疏；异母兄嫂，侄儿女辈蓦然相见，大有“相对如梦寐”之感。然而，正像很多文章里写过的，欢乐的气氛很快把我包裹。亲房本家一些上年纪的人，也朗声呼喝着我的小名，跺着泥鞋来了。我被推搡到炕上，盘膝而坐，连忙一遍又一遍地抛撒香烟，把糖果点心塞到挂鼻涕柱的碎娃们手里。不知怎么一来，我开始改用略显生硬、毕竟地道的乡音说话。改为乡音即使我腼腆，又使我暗暗得意。这才体味出，觉见上海人的一见面即用上海话叽哩呱啦交谈，那么得意洋洋的原委。过去我以为那是很可憎的。我望着炕沿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碎娃，我的后裔，看他们用黑乎乎的眼珠盯视陌生客的傻憨态，恍惚觉得，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是我。时间猛然间倒流回去，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此时，我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一股湿秫秸烧进灶火，浆水面溢出锅，或者洋芋豆腐粉条大杂烩的浓厚气味，它直冲鼻腔，有大年初一早晨的感觉。我知道厨房里正在举火做饭。哦，我有些明白了，我从几千里外跑来，跑到这疏隔几十年的地方，原来就为了寻觅这股混含着秫秸、洋芋、浆水面的味道而来。为了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一员而来。多少回了，人到这里，心里安详，睡觉踏实，一夜醒来，推开沉重的木窗，常见大雪压弯枝桠。这里自有温暖宽厚的胸怀。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嫂子也饿得面色发绿，却不顾几个侄儿女的哭闹，抖空面袋，给我烙了几个大馍。我像大富翁一样，怀揣这几个高粱面馍，满足地回到城里。“文革”时母亲受冲击，命如悬丝，多亏回到这里躲藏，才保住了一条命。这里有种无可言说的安全感，依托感。我相信，一切饱尝孤独，挫折，虚假之苦的灵魂，一切曾被生活欺骗过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回归乡土的冲动的。
然而，归来的踏实感却转瞬即逝。我发现，与亲友们的谈话进行得艰难，好像几十年的沧桑用几句话就说完了，总是我问得多，他们答得简短，或者简直就是“嗯”、“啊”、“对着呢”、“好得很”之类。常出现冷场，大家都憨笑着。饭菜端上来了，“陇南春”斟满了酒杯，似乎一个小高潮又掀起了。大家尽量热情地向我这“北京稀客”敬酒，“满上”，“再满上”，“干了”的吆喝声打破了沉闷。但是，我又发现，每当举杯喝酒时，我是主角，我存在，一旦酒杯落下，酒酣耳热的亲友就无形中把我撇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谁家的媳妇打公公，谁谁到兰州办货去了，谁谁谁一怒之下到青海去了。大概估计我也听不懂，连看都不看我，这时我非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了。我荒诞地想，我跑了几千里，莫非专为喝几杯喝而来，好像我的任务就是喝酒。啊，难道独在异乡的“稀客”，才是我的真面目吗？
侄女改兰早先来过北京，我们就谈得多些。她也是我隐约觉得要找寻的人中的一个。这三十岁刚出头的小媳妇，耳坠、戒指、项链都戴全了，黄金把她黑葡萄似的俊脸映衬得格外动人。别看她打扮上追逐时髦，其实性极憨厚。她最怕城里伶牙俐齿的女售货员，得了恐惧症，每次买衣服由于心怯总买错尺码，只好送人了事。春节上火车上明令禁带烟火，她全然不知，大模大样地扛着花炮竹上车，结果给抓了典型，闹得一车人捧腹大笑。有一次她赶集时钱包被偷，不知回来如何交待，就怯生生地对丈夫世仓试探说：“嗨，今天集上丢钱包的人多得很哪。”世仓翻着眼说：“咱的钱包没丢就对了，说啥哩。”她于是不得不拖着哭腔说：“哎，咱的钱包也丢了。”一时传为笑谈。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瓜（傻）娃子头上有青天”，尽管她傻乎乎的，命运竟强似众姐妹。她学过织毛衣的技术，前几年政策活了，她大胆买来几台机器，就发起来了，产品销行西北五省。她生性善良，出手大方，乐于资助兄妹，就并不遭人嫉妒。我望着眼前这健壮的少妇，无论如何难以与当年卖到北山当童养媳，又逃回来，被她母亲用柴火抽得满院滚的黑瘦丫头联系起来。
不过，她清澈的黑眼睛里似有空落、愁闷的意绪。她征求我的意见，说到市针织厂当个女工怎么样？我说，那你可就没那多钱好挣喽。她说，我不管钱不钱，现在整天圈在家里，急挖挖的，人快成织毛衣的机器了，有啥意思。她说，她攒了钱，要去看大海，要到南方转转。她的血管里有我们家族的遗伟，跟我一样，也是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她的想法，未尝不同时反映着一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吧。
我还要去找寻此行欲找寻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属于过去，已沉埋地下几十年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就想起了坟院。昔日的坟院，松柏森森，坟冢累累，是个神秘，幽静，肃穆的所在。不管我走到哪里，如何一日日的老去，那一团风景常悬在心中，似斩不断的生命根系的图画。现在哪里还有昔日的踪迹？我三岁那年，戴过学，跪过、哭过、祭奠过的地方又在哪里？只见开旷的场地上矗立着一排排青砖小楼，据说这一片集中了近年来致富的人家。我们凭借几棵老树，才大略确定了父亲坟茔的方位。那多半只是一种推测。二哥烧起了冥纸，大家皆屏息竦立着，默默无语，各想心事。我想，这是否正是地下与地上，亡灵与生灵默契交谈的时刻？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太长了，难以尽述，只想说，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乡土知识分子，他曾经幻想过也努力过改造乡土社会，现在他的坟头虽然平了，但平地上终究起了新的建筑，新的生活，想来他不会怨人的后代儿孙吧，说不定他还会感到真正的欣慰呢。
晚雾悄悄地升起来了，我们也该回县城了。吉普开到河边时，我很想看到鹭鸶。那是一种长着细细的腿，长长的颈的极可爱的大水鸟，幼时常见它们从冬至春成群地在河滩散步，孩子们即使挨近它们，它们也从容自若，并不惊飞。怎么现在连一只也没有了？天宝倒随口说出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说：以前的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又有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东西。是啊，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我这次的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实，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想到，人是一种喜欢飘浮的动物，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随时要飞的物质，压力来时，人可以坚实地踏在大地上，压力一去，又会飘飘然，结果招致更大的压力，如此循环，以至生命的终结，而我的还乡，终究起到了一点施压和清醒的作用。一切都被时间卷去了，再也难以找回当年的感觉；但又并非一切都被卷走，当我们承认世界和人生的有限性时，我们才会备感某些情感的珍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