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冀联”，给人的感觉是多方面的，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国要办大教育，穷国也要办大教育
在走进冀联医学院大门之前，我想了很多，四十岁出头的我，对于在学校受教育的经历简直不堪回首。我1966年在农村上小学，正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文化火革命”的前沿阵地，其目的不仅要“砸烂一个旧世界”——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及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提倡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变革中，我从小学到高中，一共读了九年，而这九年又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且教学环境又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学校，名为高中毕业生，其知识含量之低，是让人羞于启齿的。高中毕业后，我也做过大学梦，但都成了南柯一梦或黄粱美梦。等到了而立之年，我虽然也走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座高等学府，但充其量是接受专业培训或进修，而不是系统地全面地接受大学教育，其知识结构和层次都受到某些局限。所以，我不敢承认自己上过大学，直到现在，我对大学还是充满着仰视和敬畏。
当我第一次走进冀联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心情是豁然的，也是复杂的。我感觉我的使命不是要欣赏什么，采访什么，而是要追问什么，反思什么。
1992年之前，这里是石家庄市北郊一片荒芜的毛草地，是一个无人光顾和问津的地方，而现在这里已是群楼耸立，鳞次栉比，芳草绿地，花团锦簇了。从远处看，“冀联医学院”五个大字在七层高的教学大楼上巍然屹立，气势宏伟，分外耀眼。昔日白手起家靠打游击生存的冀联医学院，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占地110亩，拥有15座大楼，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固定资产6000万的建设规模了。
这一系列的数字，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除此之外，我还有点“触目惊心”。这些年，因为工作需要也到处走走，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某些集体企业倒闭或被兼并，职工下岗分流，教师发不出工资等等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而眼前一个民办学校竞如此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所学校的经营者，是清一色的部队离退休干部，是靠带兵打仗起家的老八路，是一些被人们称为“卧底”的老同志，他们能在夕阳晚秋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业，究竟靠的是什么？
为了弄清我要弄清的问题。我决意在“冀联”扎下去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要散兵作战，四面出击，撒开网大面积捕捞。
邹本兴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学者也要有其校。靠打游击办学，那不是‘冀联’的发展方向。”
1989年，冀联医学院与河北省医学院正式脱钩，挑摊单干。陈丕海在省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名正言顺地归建到“冀联”。后来，“冀联”原党支部书记孙树和因病住院，陈丕海接任书记。在这之后，“冀联”也接纳了一些新人，包括院领导在内，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坚强的领导班子和较高的教学质量，使学校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冀联”开办以来前五年的招生数字是这样的：1987年126名
1988年294名
1989年无
1990年229名
1991年266名
邹本兴在每年开学典礼请领导和来宾的时候就怕人家问：“今年你们在哪儿办呀？”
这五年，学校像打游击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是办一期就搬一次家，搬一次家就折腾个人困马乏，费心费力，劳民伤财。邹本兴感到，“冀联”再也不能这样办下去了，“冀联”必须有自己固定的校址，有自己的教学楼，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操场，有自己的实习基地等等，总之，就是有自己固定的合法的地盘。办学是办学，不能像过家家。
经和大家商量，决定出去买地皮，当时也有人有顾虑，买地皮风险太大，资金太高。办学五年来，“冀联”的经济来源在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精打细算抠出23万元，这就是“冀联”的全部家当。如果摊子铺开了，投资加大了，万一生源下降了，拿不回投资，“冀联”只有负债经营，岂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邹本兴没有顾及那些顾虑，他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学者也要有其校，打游击办学，那不是‘冀联’的发展方向。”
1991年6月的一天，邹本兴和程新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骑着自行车跑到市土地管理局。一问价，每亩6万元，当时想先买6亩，需36万元，邹本兴算算账，觉得买不起。土地局的同志告诉他，如果省教委或市教委开信，能够证明购买土地是为了发展民办教育事业，每亩可降至4.5万元，邹本兴又算了算账，觉得这个价码还能承受得起。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到市教委开信。办学这五年，跟省教委、市教委的头头脑脑们混得很熟，信开得很利索。接下来他们又跑了国土管理处、土地局、规划局、城建局、环保局、施工管理处、质量检查站，大大小小40多个单位，盖了40多枚章。这一折腾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稍喘了口气，把几个老同志叫齐了，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到那块将要成为自己的地皮上看了看。没成想，回来后地皮每亩涨到8万元，据说以后还要涨，不用说是买不起了。市区买不起，他们又考虑到郊区买，一打听，市北郊获鹿地区（距市区仅几公里），每亩2万元。邹本兴想：不管在哪儿，反正要买，既然便宜就多买，“冀联”是要发展的，开始创业就要有这个眼光。就这样，经过和大家商量，决定花30万元先买15亩。在这之前，他们多次到现场勘察过，地皮虽然在获鹿境内，但与市区为界，交通还算方便，且周围无任何建筑物，利于发展规模。邹本兴还有更长远的打算，盖完校舍将来就要建附属医院，一为学生实习，二为学校创收。几个老同志对那块地皮所处的位置进行了认真研究，将来医院建成之后，可争取到周围5个县的病源：西为鹿泉和径井县，西北为平山县．正北为灵寿县，西南为元氏县，而且周围没有一家大医院参与竞争。因为这些条件和优势，选这块地皮做校址，邹本兴没做任何犹豫。
我采访这段经历时，邹本兴说：看来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我们刚把地皮买下就涨价了，而且很快翻了两倍，到现在恐怕就是十几倍的问题了。
这大概就叫抓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抓不住机遇，不能赢得主动，就是最大的失策。
邹本兴和陈丕海也把铺盖卷搬到了工地，两个老战友在简易工棚里住了两夏一冬，目的是不能让“冀联”出现“豆腐渣”工程。
地皮买下了，几个老同志的自行车也骑烂了，因为他们还要重新跑40多个单位，重新盖40多个章。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老同志们换了自行车还得接着跑，跑钢材，跑水泥，跑木材，跑沙石，跑一切盖楼用的原材料；搞预算，跑贷款，找工程师，找施工队，这些都是老同志们从未经历过的，但都得从头经历，从头开始。
1991年6月，通过招标，施工正式展开，邹本兴和陈丕海与施工队同一天住进了工地。他们和民工一样，在工地上搭了个简易工棚，在里边搭了个地铺，就把铺盖卷搬进去了。他们住在工地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监督和指导工程质量与进度，二是看管原材料。这是“冀联”的第一座大楼，也是主体工程，更是“冀联”最有代表的形象象征，如果出现“豆腐渣”工程，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冀联”的领导，尤其是院长书记，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冀联”虽然有了五年的经济积累，但在耗资几百万元的工程面前，那点积累就显得微不足道。搞这么大的工程项目，一靠集资，二靠贷款，基本上还是白手起家，钱来得不易，要保证全部用在工程建设上，用在刀刃上，一句话，“冀联”人浪费不起。正因为这样，邹本兴和陈丕海一天到晚围着工地转，一根钢筋，一块砖头，一个水泥袋，他们都要拣起来，高质量，低消耗，是盖这座大楼的宗旨。邹本兴有事没事就向包工头灌输这种思想，包工头偷偷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较真的老头，就跟自己家盖楼一样。”其实，这跟邹本兴家盖楼有什么两样？住进工棚那天，跟老伴闹了点别扭，老伴不同意他到工地上住，理由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得过风湿病、关节炎，身上几处冻伤，现在有些年头没犯了。邹本兴解释半天，老伴还是不答应，最后他卷起铺盖走了。
到了工地，想跟陈丕海诉诉苦，结果陈丕海也有同样的“遭遇”，也是在家偷着溜出来的，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别扭归别扭，老伴毕竟是老伴，第二天，把皮褥子送过来了，还送来了邹本兴爱吃的饭菜，邹本兴有些不好意思。
邹本兴和陈丕海在工棚里可真是遭了罪。
夏天，外面下雨，里面也下，外面雨停了，里面还下，两人在工棚里搭起了塑料棚，但被子、衣服还是淋湿了。既然睡不着，在哪儿也是挨淋，干脆到工地上转转，看看水泥盖好没有，地基钻水没有，民工们的工棚漏不漏雨，像在部队查铺查哨一样。民工们也纳闷，这俩老头真怪，大雨天，不好好在家呆着，到处转悠啥？
要说最难熬的还是冬天，工棚四处透风，周围无遮无挡，一片荒芜。工棚里的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到了晚上，两个人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了，还是冻得睡不着觉。没办法，两个老人只好挤在一起，互相给些体温，或者说一些战争年代的话题。
邹本兴说：“老陈，这滋味比当年打淮海怎么样？”
陈丕海说：“挨冻的滋味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可比现在过瘾，和敌人一接上火，就顾不上冷了，要说难受还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那会儿，眼看着敌人窜来窜去，就是不让打，趴在堑壕里干等着，天上下着雪，刮着风，两条腿冻得和木棍子似的，等发起冲锋的时候，我爬了好几次才爬起来。”
说到这，邹本兴也来了兴致：“那国民党呢，不更可怜，让咱们一围，粮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大冷的天，见咱们吃热包子，他们馋得直流口水，流完口水，就吃雪团子，好多人顶不住，就爬到咱们这边来了。”
一阵风袭来，工棚的简易门被吹开，邹本兴起来关门，又被吹开，邹本兴找来一根木头顶上，才算牢靠了。
两个人还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
邹本兴说：“要说挨冻，还是在朝鲜，记得不，刚入朝的时候，我们连棉衣都没发，好多战士没捞着打仗就冻死了，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