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大家。
大家既与伟大的文学家不同，亦与著名的文学家不同。
伟大的文学家，例如杜甫、曹雪芹等，他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要比大家高。
他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流的文学家。
著名的文学家，例如李商隐、王实甫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各自擅长的领域，或以诗名，或以戏曲名。
他们不妨简称为名家，其实也就是仅次于第一流的文学家。
那么，什么叫做大家呢？
我心目中的大家，是那些文坛上的多面手。在他们生前，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他们身后，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而李渔，我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位大家。
是大家，就值得我们认真地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去深入地研究他。
我曾和同道交换过意见，我的这个肤泛的看法获得了他们的赞同。
老友美国韩南教授的专著《李渔》，另一位老友日本伊藤漱平教授的几篇关于李渔小说的论文，都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在我的指导下，我的一位学生的学位论文以李渔小说为题，最后出版了专著《李渔小说论稿》。
有幸先后读到书瀛兄的两部出色的专著《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和《李渔美学思想研究》，获益匪浅，这使我开了眼界，对李渔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还是一位有见解、有成就的美学家；他涉及的不仅有戏剧美学，还有园林美学、仪容美学等等。
感谢书瀛兄以他深湛的学力、扎实的功底拓宽了李渔研究的空间。
二
书瀛兄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不过，他在文艺理论研究室，我在古代文学研究室。平时来往不多，却维持着深厚的友谊。
在“文革”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却没有认识他的机缘。在文革中，我跟他也只有少许的接触。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却是在文革之后。
最初把我们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的是文革，以及所谓的“516”。
那是在1970年的某个夜晚，在七号楼的某个房间里，办公桌的一侧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工宣队员。另一位是所内的某同事，此人当时的身份是专案组的成员。在他们的对面，靠墙边，站着一个人。坐着的是审问者，站着的是被审问着。
那个站着的人不是别人，是我。
审问的内容照例是：你什么时候、如何参加“516”组织的，履行过什么组织手续，填过什么登记表，同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些什么人等等。
我没有作出任何的回答。因为在这之前，我早已在非正式的所谓“隔离审查”中无数次地回答过类似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这次、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场合，多出了一个提问：你们的队长到底是什么人？其实我对这个组织根本毫无所闻，说我参加该组织也根本是莫须有之事。因此，我沉默以对。我凭良心行事，一不想撒谎，二不想陷害旁人。
那位同事终于沉不住气，面孔一变，拍桌怒吼：你转过脸，靠墙站着去！
我无奈地、倔强地照着他的命令做了。
我从小学念到大学，还从来没有被老师罚过站。但是，那个晚上让我尝到了罚站的滋味。
就这样，我站着度过了一个夜晚。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二天，我们文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就离开北京，奔赴河南的“五七干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那样做是“急于求成”。
这是我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的一个缩影。
在那天晚上的审问中，有一个名字始终挂在审问者的嘴上。
那就是：杜书瀛！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比我更悲惨，受到了更多的迫害（事过境迁，我也不想再多说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了）。
他的名字反复地和我挂在一起，就在那个晚上。这使我终身难忘。
三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书瀛兄度过了一个不正常的运动，经受了磨难的锻炼，又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和生活。
在文学研究所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出人才、出成果吗？
书瀛兄可以说是其中的优秀的一位，在我看来，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十年动乱”的遭遇没有压垮他。他仿佛变为另外一个人。他杜绝了消沉。他不像某些人那样的碌碌无为，而是昂首前进，在学术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他已年逾花甲，虽然不在文学研究所上班了，但人退而心不退，仍然精神饱满地在学术事业上踏踏实实地耕耘着。
一连串的数字，说明了他在“文革”之后和在退休之后的突出的成绩：他出版了专著12部，这还不包括他主编、翻译、评点的书籍5部，以及集体著作2部、资料书籍1部；另外，他还发表了论文81篇，另有诗歌、散文、杂记53篇。
和那些当年在运动中审问他、斥骂他、迫害他的人的预期相反，他终于露出了英雄的本色。他笑在了最后。
四
书瀛兄新出的专著，请我写序，并在“后记”中对我说了一些溢美之词。我深感惭愧，又忐忑不安。
谨在这里聊缀数言，作为一个老朋友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