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2年5月1日上午，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来天津，和各条战线的170多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欢聚一堂，共度五一佳节。在这前一天，当选为天津市特等劳模的叶迪生正到北京去开会，而且第二天就要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大家正兴奋之际，晚上突然通知他，有急事，转天要赶回天津。他大为不解，又有些失落。翌日凌晨车径直开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并叫他直接到一楼贵宾室。一抬头，就见耀邦同志坐在那里。市总工会主席许明才一介绍，耀邦立即起身大步迎过来，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你就是叶迪生？好。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有个叶迪生！”又说，“过去你受了很大委屈。但是你很坚强，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刻叶迪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耀邦的话使他胸中涌起一股热流，瞬间眼里几乎噙满泪水。而后到礼堂开会，全屋济济一堂，却让叶迪生第一个发言。他谈到当年错划右派改正后，谢绝亲属安排出国的机会，坚持留厂奋斗，几年来在半导体技术产品上自主创新，为厂里每年创利润500多万元，担任了厂副总工程师。耀邦同志几次插话，问及他家庭和工资情况。听说他弟兄都在外国，点了点头；又听说他的工资在连升两级后，现在是78元，耀邦同志说：“凭叶迪生这样的贡献，工资就是涨十倍也不算多。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还要艰苦奋斗啊。”随后市劳模骆玉笙、张士珍等也先后发言，耀邦同志谈笑风生，他祝骆玉笙长寿100岁；当张士珍谈到在“四人帮”时期曾犯过错误的全国劳模李素文现在有了进步时，耀邦大声说：“工人阶级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对犯过错误的要帮助，有了进步要欢迎！”
笔者那时作为《人民日报》驻津记者，当场就有关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经跟耀邦随行的郑必坚同志审稿发出后，第二天就刊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此刻，有一个人在九龙过摆渡去香港时买了一张《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这条新闻，他高兴得几乎叫出来：“啊，老四真不简单！”这个人就是叶迪生的二哥叶竞生。说来，这一声惊呼，浓缩着一个华侨家庭与祖国大陆、与亲人多少的曲曲折折、悲欢离合！
罗湖桥头的热泪
叶迪生的父亲早年出国侨居南非创办教育事业。抗日战争刚一胜利，这位年方16岁一直向往祖国的叶竞生，立即启程回国，考入广东中山大学电机系。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参加建设，领导上告诉他，现在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先到技术专科学校当教师吧。他干得很起劲。但20世纪50年代，“左”的运动连连，那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岂是一个热情坦率的华侨青年能适应得了的？1957年和他四弟、在南开大学上学、素好直言的叶迪生同命运，均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最使叶竞生伤心的是，自己满腔热情回来报效祖国，运动里却莫名其妙地被反复追问：你在外边非要回来，是何居心？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之后，头顶“右帽”、俄文英文俱佳、学有专长的叶竞生灰头土脸，直至打倒“四人帮”，出国有所松动，兼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开，局势尚不明朗，大哥在南非又给他找到了身份档案，于是在1977年出国潮里，他就以南非归侨的名义拜别祖国了。但几十年来喜忧交加的日日夜夜，使他临行时心头千回万转，来天津和叶迪生彻夜长谈。走后，叶竞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痛述衷情：30多年前自己本是钟情祖国的一个热血少年，没想到回来后遭遇坎坷，现已年近50，再不走，这一辈子也就难有作为了。但他写道：“我在罗湖桥头慢慢走往香港时，我不禁一步一回头，我是难以割舍，泪流满面啊！”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人民日报》不仅刊出了这封来信，而且加了一段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的有为青年，为何回国竟遭受这些磨难和不幸？这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来有朋友告诉他们，这些话乃是耀邦同志亲自加的。
叶迪生在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之后，虽然戴着“右帽”，但第四半导体器件厂上上下下，重视他的诚恳为人、埋头苦干和业务能力，给了他很多温暖。在那个艰难时期，无论谁给一些理解和善意，都令他点点滴滴记心头。他在厂里结了婚，工作业绩突出。1976年7月大地震时，房倒屋塌，大墙砸扁了他的床，幸亏他夫妇早一步抱着孩子逃出，厂里想办法暂时把他安排到单身宿舍。此刻，有两种声音进入他耳朵里……
分道扬镳和殊途同归
叶迪生凝神倾听了令人无限兴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的春天”，也包括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都使他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升温，为国效劳的信心大增。另一种声音，则是来自侨居国外的弟兄们，他们一再动员他出国。当时伯仲五人只有他留在国内了，后来大哥专程回国到天津苦苦说服他。他至为感谢亲人的拳拳之心，但他舍不得厂里那沉甸甸的信任，那浓浓的人情味！尤其觉得现在祖国云开雾散一片光明，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他还是要坚决留下。大哥拍着桌子急了，报告在广州养病的老父：“老四不听话！”已然病重的老父亲，在弥留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兄弟都到美国不好，听老四自己的，留个根在中国吧！”与此同时，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到厂里来看望他。1978年当选特等劳模后他在北戴河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之后，他在天津开发区主任、天津副市长等岗位上勤奋廉洁、思路超前，在许多新事、难事、急事面前，运筹帷幄、攻坚克难，在创建全国一流开发区和拓展天津外经外贸局面上，多有建树，并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他在北京几次遇到耀邦的儿子、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俩人相谈甚欢，使他更加了解了耀邦同志的思想境界。他无数次想到，倘若没有耀邦同志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坚决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怎么会有自己的今天？为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奉献祖国的意志。叶迪生的许多动人事迹，经媒体向国内外报道后，令在美国、南非、香港等地的诸兄弟惊喜不已。当年与他分别时曾留话：“你不走，过十年再看！”的大哥，更不止一次从国外来电话赞扬他：“你留下来，很有眼光。现在国家爱惜人才，你也很有出息，你做对了！”二哥叶竞生虽然出国谋生，但这些年作为著名的香港嘉里集团在大陆开拓事业的要员之一，常年在祖国大陆京、津、沪、杭各地奔走创业，北京的中国大饭店就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和叶迪生虽一度分道扬镳，现在却殊途同归，都是在蒸蒸日上的祖国大地上贡献力量，实现着人生价值。兄弟相聚，回首往事，一家人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是他们以回天之力，使阳光重新洒满祖国大地，使万千华人侨居国外扬眉吐气，回祖国大有作为！
叶迪生满怀深情地告诉笔者，今年夏天他随摩托罗拉党支部在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过程中，到江西井冈山瞻仰了红色根据地。之后，他和两个同志专门驱车到共青城外、鄱阳湖畔，久久伫立在苍松翠柏围绕着的耀邦墓地，默念着巨石上镌刻的耀邦同志生平，向着耀邦遗像深深三鞠躬。他低声絮语：“耀邦同志，叶迪生来看您来了。您永远活在我们华侨一家人的心中……”涌上心头的万千思绪使他吟咏成诗，“大树参天梁栋材，当年华夏待春来。一篇‘实践’文中论，几载沉冤案底开。肝胆平生如朗月，胸怀标史是雄才。鄱阳湖畔轻腾浪，长泽陵园润绿苔。”
人气蒸腾开发区
1983年初，我曾匆匆赶到开发前沿深圳和蛇口，在刚起来10层的深圳国贸大厦，采访“一天一层”的先进经验；在蛇口湾面对汪洋大海，听身材魁梧的改革先锋袁庚同志指点江山。但20年来对我说来最为难忘的，还是1984年10月破土后迅速崛起、现在各项指标以“五连冠”领先于全国同行的天津开发区。过去人们有一种慨叹：“南方人敢闯，天津人太慢！”然而，天津开发区以喜人的业绩，打破了这一“宿命论”般的思维定势。当此欢庆天津开发区成立20周年之际，值得我们去深深回味和放眼前瞻……
拓荒百年盐碱滩
1983年夏天，天津开发区领导班子组建后，是在解放北路阜宫饭店办公。我去采访时但见满屋的人们画图纸、打电话、开小会交错进行，紧张热烈，脚步匆匆。这里的人事制度一律实行聘任制，当时100多干部平均年龄41岁，具大专以上学历者占66%，有专业职称者占33%。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昭若忙得去北京时几过家门而不入；一位副主任是30岁的研究生，喉头刚动过息肉手术，他使用纸片来和我笔谈。这一切，令我顿时想到当时的流行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然而，那时他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钱。天津开发区上马时，生不逢时。1984年国家紧缩银根，既不能给投资，银行又难贷款。当时的市长李瑞环在接见即将奔赴开发区的团队时这样说：“如果有十个亿、二十个亿，谁都能干！可那没意思。我在道义上、精神上支持你们，可市政府没钱给你们。你们就是要凭两只手，牢牢把握住中央给的政策，去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说着，他以茶代酒为拓荒者壮行。
开发大军充满豪情壮怀激烈，进入滨海百年卤水浸泡的盐碱滩，1986年10月16日，在工地上打进第一根桩。开发区现场，寸草不长，泥泞不堪。当时受聘为天津港顾问的日本专家鸟居幸雄来看了摇头叹气：“这不毛之地，不可能建开发区。”但拓荒者足登大雨靴，身披棉大衣，迎着刺骨海风排碱、铺路、打桩，勇往直前。人称“铁军司令”的开发区副主任之一王述祖，当年引滦时承建过尔王庄水库，现在又是开发荒地的领军人物。他咬紧牙关说：“咱走着瞧。”最早进入开发现场的，还有一位后来任基建处处长的“开荒牛”苗沛。他经常是啃着冷馒头，在工地上东奔西跑，夜里在工地小平房倒头便睡，早晨起来被褥全是湿的，尝尽酸甜苦辣。历经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地拼搏，一年后，鸟居幸雄再来这里时，不禁大吃一惊。在七通一平后的道路纵横、厂房林立，使他连称：“奇迹，奇迹！”
奇迹更在后面。那时颇有一些小故事：被称为“小作坊里有大作为”的南高电子有限公司中方总经理贾友群，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一分钱掰两半花。他亲自跑委托店、转旧货市场，买下脚料和废旧器材，回来率人打制工作台。开办费只花了360元，然而一年下来做到当年引进、当年投产、当年盈利。香港信谊集团副董事长杜宝树回津探亲，一接触开发区，为之一振，行前即与开发区签订了大理石开采和深加工、硅太阳能电池等四个项目协议。美国有个TS公司曾与天津市有关公司谈判一个多层线路印刷版的项目，几个部门互相推托，一年多未能拍板，开发区副主任叶迪生闻知此事，立刻派人接过来，仅用四天，合同签订了、项目批准了、技术细节无一遗漏。在合同签订仪式上，美方代表手指草图说这是国际上少有的高效率。1988年11月，张昭若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行前有人估计，在投资项目上落个老三、老四就不错。但结果天津市与外商签署合资项目共达116个，稳居各代表团之冠。就此，张昭若对我谈及心得：“我们的优势，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开发区审定项目和土地使用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当机立断。没有那么多‘研究研究’。这一点是外商最为看重的。”当时开发区即有一支精悍的谈判队伍，三四十个项目经理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年能谈成三四十个项目。他们在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一条龙服务、集约化功能支持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学习积极奔跑，屡创高效。在旧体制下谈成一个项目要跑28个部门，盖无数个图章，往往谈几年外商还不知道决策是何年何月。在开发区再也用不着这种到处乱撞的公文旅行，三资企业面前的所有路口显示的都是绿灯。这些，一开始就显示了开发区新体制、新做法的生命力。这正是李瑞环同志的要求：你们要创造出一个样板，冲一冲市内某些部门的旧体制！
